一個戰犯管理所長的回憶(47)

四七

　　2．軍事審判

　　預審前，已經在中國過了5年。我相信，中國政府已經詳細調查清楚我在中國犯下的罪狀。在我指揮作戰過的地方，有許多中國百姓上訴了我的罪行。

　　「你認定居民上訴的事實嗎？」預審官問我。

　　我只知當時作戰情況，從來不過問殺了多少人，也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報告。所以我回答道：「我不記得當時殺害了多少居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種情況發生，作為指揮官我應該負道義上的責任。」

　　1956年6月，開始了對我們的軍事審判，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審理。6月3日，我和其他同伴共8名日本戰犯被押送到瀋陽軍事法庭。

　　審判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審判時站在被告席上的有我和其他師團長3人、旅團長2人、聯隊長1人、情報軍官1人、軍醫1人，共計8名。第二次被判刑的人是偽滿洲國官吏、警察、憲兵、特務和其他機關的主要負責人，共計28名。另外，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戰犯也被判刑。

　　審判前，法庭向每人分發了起訴書日文本，並讓我們有何疑問提出來。起訴書中列舉了我任聯隊長、旅團長、師團長期間犯下的7條罪狀。罪狀裡沒有涉及軍事上的問題。最大的罪行是奴役和殺害百姓、破壞民居、掠奪家禽和糧食、強姦婦女和殺害戰俘等。在此之前，我通過從日本郵寄的雜誌已瞭解了其他國家軍事法庭審判過程。波茨坦宣言第9條規定，嚴懲虐待俘虜者。因犯此罪被處死刑的日本官兵達1200余名。我任師團長時曾指揮過「秀嶺作戰」，起訴書提到了這件事。我指揮的這次作戰中，殺害了戰俘86人。這一條罪狀，足可以處我死刑。因此，對判死刑，我早有心理準備。

　　6月9日，開始了法庭宣判。階梯形的法官席上審判長坐在最高席位，兩邊是審判員，最下邊右側是檢察官，左側是辯護律師，右側後邊坐的是證人，我們8名戰犯面對法官站在中央。

　　檢察官宣讀起訴書，整整念了一上午。

　　下午，法庭對第1號被告罪行證人做證。證人的證言，字裡行間都充滿了憤怒和仇恨，他們那憤恨的眼神和列舉的證言，仿佛像一把利劍刺痛了被告的心。所有證人，異口同聲要求法庭判處我死刑。在這裡，我想說一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名證人。事情是在我擔任聯隊長時發生的。我們接到共軍在山西省安邑縣上段村的情報。師團部下達了「立即殲滅或生俘」的命令，我接到命令後帶領部隊向上段村進發。拂曉時我們與55名共軍交戰，天亮時分結束了戰鬥。我認為共軍還藏匿在村子裡，所以下令掃蕩全村。我當時位於村東頭，我看到村子裡火光沖天，槍聲大作。我想部下可能正在搜查，沒有更多注意正在發生的事情。

　　可是，起訴書上記載，當時，日軍用刺刀刺死男女老少140餘人，後將死人扔進水井裡，還殺害了12『名俘虜，燒光100余戶民居。這天，站在證人席上作證的是一位62歲的老太太。在那次災難中，她一家人全部被殘害，她自己僥倖活下來了。老太太回憶當時的情景後，氣憤得痛哭流涕。我見過許多人們的喜怒哀樂。但我第一次見到這位老太婆那樣可怕的臉色，那是一種憤怒、仇恨、悲哀的心理凝聚後暴發的表情。老太太與一般證人不同，她多次試圖沖向我，但都被法警攙扶著回到證人席上。我實在支撐不住了，我很難過，很痛苦，仿佛心肺都被掏出來似的，良心受到嚴厲的譴責，我恨不得鑽到地底下。

　　我真的希望充滿怨恨的老太太把我打翻在地，咬死我。我便支撐著。我永遠也忘記不了那位老太婆充滿憤怒、仇恨、淚水的臉。這天，我整整站立半天，聽了26名證人的證詞發言。時間過得那麼慢，真難形容。我意識到，這次必將被判處死刑。是的，聽了證人的證詞後，我自己也認為應該受到死刑懲罰。「被告，你對今天的證詞有何想法？」審判長問。我認為沒有必要進行辯護。因此，我說出了心裡想的話：「完全符合事實，很對不起。」

　　法庭審判經過10天審理結束了。6月19日，法庭開庭宣判。我只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這是完全出乎我的預料。18年刑期，包括日本投降後在蘇聯被關押的5年和引渡到中國的6年，共11年刑期。因而，7年之後，我可以回國了。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你對今天的宣判有何意見？」審判長問。「我對這意外的寬大處理表示謝意。在座的26名證人都要求判處我死刑，但這樣輕地懲罰我，證人們會同意嗎？」這是我由衷的話語。宣判結束後，辯護律師來到我的房間。他對我說：「藤田茂先生，今天的表現十分誠實，我對你站在人民的立場表示滿意。」因為我充分理解證人們的心情，真正反省，感謝宣判結果，辯護律師也高興了。這次軍事法庭審判結果，最高徒刑是刑期20年，最低是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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