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戰犯管理所長的回憶(33)

三三

　　§12.「從內心深處懺悔」

　　1954年3月初，為了進行起訴戰犯前的正式審訊，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撫順戰犯管理所派遣了工作團。代表團工作人員共計900餘人，其中包括從北京來的檢察人員700名左右，也包括管理所幹部和從全國各地招來的翻譯人員。工作團分成日本戰犯審問室、偽滿洲國戰犯審問室、管理教育組3個部門。另外，工作團還成立了黨總支委員會。當時我以教育科長身份擔任了工作團總支委委員兼教育組組長。

　　工作團來之前管理所比較平靜，經過4年的學習和教育，絕大多數戰犯的思想都發生了變化，他們再也不為軍國主義辯護，再也不崇拜天皇了。也沒有為坦白自己罪狀而苦惱，學習自覺、生活秩序穩定。

　　可是，幾百名工作團成員進駐管理所並著手開展審問工作之後，沒過幾天日本戰犯們情緒發生了急劇變化，他們面對即將決定自己命運的審問陷入了極度的恐慌。

　　「還是那些高級軍官有頭腦，閉口不談還能定什麼罪，而我們很幼稚地全部坦白了。」不少戰犯開始後悔。並開始懷疑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有的戰犯找管理所索要自己的坦白書。並矢口否認不久前坦白過的罪狀。

　　而那些從一開始就拒絕坦白、抗拒改造的個別戰犯，企圖趁此機會再次發動騷動。

　　戰犯鈴木太助警佐在中央工作團進駐管理所那天起宣佈絕食。

　　「我吃夠了監獄的飯！」鈴木太助邊喊邊叫，他讓管教把自己拉出去槍斃。

　　中尉鵜野晉太郎揮動拳頭，威脅那些率先參加學習小組和坦白的戰犯，他叫囂道：「等著瞧，你們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

　　在蘇聯被收容期間曾組織過「黑龍會」的戰犯市毛高友龍拉了一幫人，搜集參加學習和坦白積極分子名單，並陰謀對他們行兇。還有個別戰犯試圖在受審前自殺。

　　戰犯們面對即將進行的審判，表現出各種各樣的言行。雖然其表現形式各種各樣，但歸納起來有進步、後進和頑固三種類型。其中進步和頑固分子人數較少，而其影響力卻較大。後進分子占戰犯人數的大多數，他們的思想立場不堅定，經常左右搖擺，隨著進步或頑固分子的變化而變化。我們針對戰犯們的這一情況，制定了鼓勵進步、引導後進、孤立頑固分子的策略。

　　首先，我們肯定了率先參加學習小組活動和坦白的戰犯們的進步，並明確表示將在審判過程中對他們寬大處理。

　　其次，著重加強占戰犯絕大多數的後進分子的教育，他們都怕中國政府在審判過程中改變許諾過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因而，我們管教幹部分頭找他們談話，再三說明中國政府的政策立場和審判制度，使他們消除思想顧慮。

　　我們向戰犯們解釋的政策和立場是：為了最終審判必須徹底調查清楚每個戰犯個人犯下的罪行，只有這樣才能正確進行判決。我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最終判決，如果單純為了判決，那麼不經過坦白過程也可以查清戰犯們的罪行，因為這些戰犯全部是在中國土地上犯下罪行的，其罪行鐵證如山。那為什麼又要求戰犯們自覺坦白自己罪行呢？那就是為了讓他們認罪，通過認罪過程認識犯罪的思想、社會、歷史上的根源。如果不坦白罪行，就不可能改過自新。中國政府推行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就是基於上述目的的。另外，中國的法庭不只依靠罪犯的自白或傍證就可定罪，主要是根據犯罪事實，以法律為準繩。

　　管教人員向戰犯們講解中國政府政策和立場的同時，耐心解答戰犯們提出的各種問題，詳細說明了中國法律制度和審判制度。

　　工作比較難做的是那些軍銜較高、罪行大的頑固分子，他們是軍國主義的典型人物。但是，他們並不都是頑固不化的，實際上他們每個人心裡都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有許多人嘆服中國政府給予他們的人道主義待遇和教育改造的機會，並有心坦白自己的罪行。但他們心有餘悸，每次回想起在侵略戰爭中指揮部隊燒殺掠奪，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就畏懼中國政府不會輕饒，坦白不坦白都會被判處死罪，與其這樣不如不說。這些人中多數人也不想鬧事，只有極少數分子只要有機可乘就表演一下。因此，我們將頑固分子也分為兩類，即頑固分子和極端頑固分子。對於大多數頑固分子，積極開展感化教育，對於極端頑固分子開展批判，並從思想上孤立他們，使他們無尋機鬧事的市場。我們把市毛高友龍作為極端頑固分子的典型代表，並及時揭露他私下搜集戰犯中積極分子名單的陰謀，戰犯們得知此事都異常憤怒，紛紛起來揭發他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戰犯們誰也不願意與市毛高友龍接近，無論吃飯、活動，他都被孤立了。

　　過了不久，我們為了改造市毛高友龍，找他個別談了話，並教育其他戰犯們不要欺侮他，要幫助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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