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五最後的鬥爭(5)

十五最後的鬥爭(5)

　　經濟建設方面，除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等一些國有企業外，農業方面在後方也有可驚的成績。例如去年的春耕運動教會了幾萬婦女犁田。蘇區去年沒有災像是事實，雖然紅軍擴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壯丁少了好些，而米糧能夠吃到今年秋季……至於民眾同蘇維埃政府的關係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擴大紅軍，九月又擴大，計劃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糧食（有借農民的穀子，有農民自己節省來捐助的穀子，有按時交納土地稅的穀子）也完成了。蘇區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還是相當安定和充足的，不過鹽貴些，布缺乏些，這是國民黨封鎖的關係。我見著一般農民當時的飯菜，問他們比革命以前怎樣，他們都說好些，因為分了田。到後來，國民黨的軍隊很多很多的圍緊起來，佔領了一切城市和圩場，鄉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來，因為有油的地方運不出，沒油的地方買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說，足很苦的，並沒有在蘇維埃革命之後立刻創造「地上的天堂」。這區域原來就是很貧瘠的，何況要應付這樣嚴重的戰爭和封鎖，這的確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殘酷的戰爭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熱情地謳歌了蘇區欣欣向榮的景象和人民群眾的新生活，一面嚴厲地譴責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反革命「軍事圍剿」。

　　蘇區發生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曾經為敵人利用進行反共反蘇區的宣傳。對此，他在「供詞」裡給予了有力地批駁。

　　他寫道：

　　自然，革命和戰爭難免殺人，這種肅反的工作做得「過火」，或是錯誤，就會引起一種民眾的恐懼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蘇區的這一年中，早已沒有這種現象……正是共產黨中央迅速糾正了他們，……在中央的決定之中，決沒有以殘殺為原則，「越殺多越革命」、「七八十歲的老頭子，幾歲的小孩子都要殺」的事情。據我所知道的，就是「消滅地主階級」的口號，也絕對不是殺盡地主的意思……我在蘇區沒有親眼見著「殺得滿地是屍首」的現象，也許我的「見聞不太廣」。

　　對於王明路線的實質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瞭解的。但是，為了在敵人面前維護全黨的團結統一和黨中央的領導權威，他對中央的路線說了好話。他寫道：

　　到了蘇區，使我更加感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和全黨，同以前我和其他幾個同志（如李立三）領導的時候比較起來，大不同了，工人幹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強多了。

　　總之，在政策方面，我雖然不在黨的中央政治局，不擔負著政治上的最高領導責任，可是，以我在蘇區一年的感覺而論，覺得黨中央的政策和路線沒有什麼錯誤。

　　瞿秋白在這篇「供詞」的最後，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最後我只要說：我所寫的都是我心上真實的感覺。我所見，所聞，所作，所想的。至於我所沒有見過的，沒有覺到的，或者違背事實，捕風捉影的話，我是不寫的。

　　我不會隨聲附合罵幾句「共匪」，更不會裝腔作勢扮成共產黨的烈士——因為反正一樣是個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這一篇「供詞」，雖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緒，但它確實打中了國民黨的痛處。國民黨的一個反動文人趙庸夫當時曾經著文評論這篇「供詞」，說是「文長四千餘字，首段敘在滬之生活狀況，中段述剛到匪區之感想，末為匪區政治的設施，及其對偽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發表。」^①這一段文字確能說明國民黨當局是深知「供詞」中瞿秋白「對偽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①趙庸夫：《關於瞿秋白之種種》。《逸經》，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餘的話》】

　　從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間，瞿秋白寫了一篇《多餘的話》^①。這篇自傳性的文章近兩萬字，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等七個部分。文章開頭以《詩經·黍離篇》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引言。這兩句詩，表達了東周大夫出行至舊都鎬京，目睹宗廟宮室毀壞，盡為禾稼，感傷不已，所產生的憂國之情。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明確地說：「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他希望人們瞭解他，他說：「人往往喜歡談天，……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通觀《多餘的話》，瞿秋白是以關切黨的事業，懷念同志戰友的真摯感情，認真地總結了一生，嚴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靈魂，赤裸裸地放在顯微鏡下，坦然無私地自我審判，也留給後人去品評是非功過，「願意受歷史的最公開的裁判」。可以說，《多餘的話》是一個活生生的，內心充滿矛盾的，襟懷坦白而又心情複雜的人，在臨終之際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僅無損于烈士的革命大節，相反，它以罕見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現了瞿秋白的內心世界的種種矛盾。它既有長處，也有弱點；既有令人奪目的光輝，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輝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過這篇發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靈魂中某些本質的東西。

　　①《多餘的話》最早刊于中統特務主辦的《社會新聞》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選載《歷史的誤會》、《文人》、《告別》三節）。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經》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後，日本、香港的幾種報刊，亦有轉載，均系鉛字排印。1954年以來，經反復查找，海內外迄今未發現該文手稿。因此，《多餘的話》以及其他的「筆供」、「口供」等，是否為瞿秋白所寫，抑或出諸瞿秋白之口，歷來有人懷疑。他們認為：即使《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寫的，敵人也不會不予篡改。我認為，《多餘的話》不論從總體上，還是從內容、文字、風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敵人偽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寫；因為敵人難以達到這樣的水平。至於是否篡改，既可以說必有篡改，也可以說根本沒有篡改。我們還是等待著未來的事實的揭示吧。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