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9)

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9)

　　上海來的電報告訴我們，有四位同志被我們的敵人槍斃，這是使我們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個裡面的一個。這樣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遲的發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後啊！

　　彭湃同志是中國農民運動第一個戰士。當他開始在廣東做農民運動的時候，那時候做領導工作的同志，還在否認中國革命問題中農民土地問題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眾運動工作的模範，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眾裡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決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從來未有的中國白色恐怖之下工作，這是黨內同志無論那一個都是極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國勞苦的農民群眾頂愛的，頂尊重的領袖，在海陸豐農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樣的親熱。恐怕除湖南農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以外，再沒有別的同志能夠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滿懷痛惜之情，概要地敘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經歷以及偉大功績。最後寫道：

　　彭湃同志已經死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極大的損失啊！

　　中國的反革命——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現在才對著中國工農的領袖的屍體，歡呼慶賀呢！可是，你們這些反革命的統治階級，你們且慢高興，你們是滅絕不了我們的彭湃同志，楊殷同志的——，你們殺掉我們一個彭湃，一個楊殷，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會在自己的鬥爭中去栽培出無數的彭湃，無數的楊殷來送你們的終！我們的責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開頭做了的事業！

　　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先後增加了陸定一、蔡和森。陸定一於1928年底抵蘇，任駐少共國際代表。蔡和森任駐共產國際代表，他身體有病，一邊休養，一邊參加代表團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與蔡和森、陸定一等一起，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瞿秋白在會上作了《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講話。十次全會通過決議批准聯共于同年4月關於撤消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的工作的決議，並且決定免除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的職務。全會要求各國共產黨反對右派，反對同情和庇護右派的調和派，並將一些國家共產黨內某些被認為是右派或調和派的人從組織上清除出共產國際，以「下層統一戰線」和「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代替統一戰線策略。這次全會標誌著共產國際「左」傾路線的形成。瞿秋白講話的基調，自然也只能是反對右傾，儘管他在一些問題上有著不同的意見。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黃平一道從莫斯科去德國，出席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國際反帝同盟大會，並發表了演說，呼籲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

　　這時，已經接受託洛茨基的觀點，並走上了託派道路的陳獨秀，開始放肆地攻擊中國共產黨。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採取了「擁護蘇聯」的簡單策略。陳獨秀便借題發揮，在1929年7、8月間，接連寫信給中共中央，全面攻擊中共路線。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決議，警告陳獨秀停止一切反黨宣傳和活動；陳獨秀仍舊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決定。這件事，在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中，也引起一場波瀾。大多數同志擁護中央開除陳獨秀出黨的決定，瞿秋白寫了近三萬字的長文《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系統地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王若飛不贊成立刻開除陳獨秀，而主張應先與陳獨秀進行辯論，並向黨內群眾進行解釋。黨內同志有不同意見，包括對陳獨秀處分問題的不同見解，本來是正常的，無可非議的。但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張旗鼓地反對右派和調和派的「左」的氣氛中，這種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結果，王若飛受到批評，並被停止了參加中共中央代表團和農民國際的工作。這件事，雖然是由共產國際決定的，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負責人，瞿秋白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對於陳獨秀，瞿秋白一向視為前輩，恭敬，尊重，何況他曾經是党的創始人，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即使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斷送了大革命運動，摧折了許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還是覺得應該由政治局來分擔革命失敗的責任，不把全部責任統統推給陳獨秀一個人。他總是希望陳獨秀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從錯誤的泥淖中爬起來，重新為中國革命工作。他主編《布爾塞維克》時，邀約陳獨秀為黨刊撰稿，儘管陳只以「寸鐵」來應付，他還是照登不誤；對於陳獨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並不降低。豈料，陳獨秀越走越遠，終於墮落為中國託派的首領，分裂和攻擊中國共產黨，這當然是不可容忍的。難怪平時冷靜溫和的瞿秋白，這時竟激於義憤，錯誤地壓制了持有不同意見的王若飛。

　　莫斯科中山大學設有中國問題研究室，這時，改為中國問題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問題，向共產國際領導機關提供有關資料。研究所辦有俄文刊物《中國問題》，由瓦爾加、威格爾、庫秋莫夫、馬劄亞爾、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先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過關於中國工人運動和批評陳獨秀機會主義的文章。

　　根據中共六大的決議，中共中央於1929年7月寫信給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指定瞿秋白、張國燾、陸定一、王若飛、蔡和森等組成黨綱起草委員會，以瞿秋白為書記，負責起草七大的黨綱。「時間限三月完成，六月內運送中國，委員會的人得由代表團與東方部決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中央來信於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擱了半年。瞿在覆信中向中央報告說：「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時間是花在這一問題上。陸續寄出的農民、職工、獨秀等等文章，都是準備工作。現在的問題，已經是要決定委員會的名單。我的提議是：莫洛托夫、庫西寧、米夫、沙發洛夫、秋白、中夏、國燾七人。」^②又說：「此問題的準備是非常重要——是中國革命理論基礎的打定的問題。需要的時間，必定較多，至少要五個月，尚且求國際方面准我三個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雜事。黨綱必須在七次大會提出。而國內革命的發展亦漸有需要開七次大會。東方部已有此意，準備在明年七八月間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後決定。此事，須等待你們的意見，請即答覆。」^③

　　①中央致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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