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轉折關頭(4)

十轉折關頭(4)

　　中共中央重視張發奎所部，是因為在寧漢粵的國民黨軍隊相繼反共後，唯有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與共產黨的關係比較和緩，沒有明顯的「清共」表示，葉挺等共產黨人仍在其軍隊中進行活動。7月中旬，趁張部擴編機會，部分工人糾察隊骨幹編入了該部。同時，瞿秋白、張國燾和周恩來一起醞釀，明確提出動員葉挺、賀龍所部舉行起義。起義決定打國民黨左派的旗幟，進行土地革命，反對國共分裂。但起義後如何進行，大家都不甚清楚。瞿秋白和鮑羅廷前往廬山的任務，一是商討中共中央的領導改組問題，一是計劃武裝暴動問題。

　　中央原定利用張發奎部回師廣東之機，在廣東發動武裝起義。但當四軍、十一軍開至馬回嶺、塗家埠一帶，二十軍開至九江時，張發奎已日益表現右傾，並暗中佈置「清共」。駐江西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所部三、六、九軍近三萬人，進駐樟樹、臨川、九江一帶，有包圍第二方面軍的態勢。這樣，奉命赴九江策動張軍相機起義的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等，在抵達九江，瞭解了事態的變化後，便在20日由譚平山召集談話會，商討對策。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聶榮臻、葉挺參加了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回師廣東起義已不可能，應該拋棄依張之策，建議中央在南昌實行獨立的軍事行動。21日，李立三、鄧中夏趕赴廬山向瞿秋白彙報。

　　7月中下旬，長江沿岸已酷熱難當，避暑勝地廬山卻是一片清涼；倘在往年早已遊客如雲，人滿為患了。今年，由於發生了大的事變，雖值避暑旺季，人們卻都不來了，到處空蕩蕩的。瞿秋白住在仙岩客寓。這是英國人開的一家飯店，房租很貴，瞿秋白的住室每日房費大洋六元。林伯渠的叔叔在這個飯店當廚師，彙報會議就是在廚房裡開的。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鮑羅廷、張太雷、李立三、鄧中夏等。瞿秋白聽過彙報，即刻表示完全贊同九江會議關於在南昌舉行起義的建議。當時已知道中央有召集緊急會議的消息，於是九江會議的同志請瞿秋白回漢向中央報告，從速決策。從九江會議到廬山會議，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計劃，初步形成了。

　　瞿秋白回到武漢，參加了7月25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維漢、羅明納茲等人。會議討論並同意了瞿秋白帶回的九江、廬山會議的關於在南昌舉事的提案，決定改變對張發奎的態度。為了做好起義的準備工作，會議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周恩來為書記，即赴南潯負責組織起義工作。同時決定籌措經費、派遣工作人員和蘇俄顧問，等等。7月26日下午，中央常委再次舉行會議，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瞿秋白、羅明納茲、加倫、範克等出席會議。加倫報告了他當日會見張發奎決定部隊部署的情況，以及對張發奎態度的分析。指出：如果我們與張分裂，「那我們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幹起來」。^①接著，羅明納茲宣佈國際電報指示：「如毫無勝利之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對此，與會者討論「認為即在漢口亦可見著必有勝利機會」^②。會議認為舉行南昌起義是正確的，決定派張國燾前往南昌貫徹中央的決定。張國燾不願意去，瞿秋白和李維漢說：「還是你去一趟罷，責任不單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參預決定呢。」^③張國燾到九江、南昌後，仍對張發奎抱幻想，阻撓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等一致反對。對此，瞿秋白後來說：「南昌暴動之前，我是主張賀葉獨立舉動，張發奎來與不來聽其自便的」^③，張國燾「主張等待張發奎之態度，必須聯張動作。他還主張中央可以遷九江，有隨軍出發的傾向，一直影響到他南昌暴動臨動手時之動搖。」^⑤

　　①張國燾致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擴大會議的信（1927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複張國燾的信（1927年11月30日）。
　　③⑤瞿秋白在六大的政治報告（手稿）。

　　8月1日，南昌起義終於實現。從這一天開始，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自己的武裝力量，同中國的反革命武裝進行戰鬥了。

　　武漢的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7月29日，漢口全市戒嚴，湖北省總工會被解散，《工人日報》被勒令停刊。30日，何鍵在漢口大肆逮捕共產黨，僅市黨部被捕者即達百餘人，重要人員都被槍殺。8月3日，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各軍制裁共產黨。5日，武漢衛戍司令李品仙佈告，宣佈共產黨「罪狀」，大肆逮捕共產黨員，槍殺多人。8月7日，汪精衛在國民黨湖北特委會臨時宣傳大會上發表演說，叫囂要和共產黨決一死戰。第二天，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清查共產黨辦法，規定：著名的共產黨人，應由軍警嚴重監視，如有「反革命」行為，應即拿辦；有共產黨嫌疑者，三日內登報聲明反共；既不退出，又不聲明脫離共產黨者，以「反革命」論。

　　武漢地區已經是一片白色恐怖了。

　　在革命高潮中參加共產黨和革命的人中，不少人感到悲觀失望，前途莫測，那些投機分子，動搖分子，有的聲明退黨，有的自首叛變，有的搖身一變成為屠夫。脫党的「人數一天天增加，初則一個一個的登報脫離，繼則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漢，就在各地方如廣東、上海都是這樣」。^①有些黨的組織準備解散，並影響到工農群眾的動搖和恐慌。

　　①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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