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1)

　　【要爭奪革命的領導權】

　　在革命潮流日益高漲，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新老右派加緊排共反共，阻撓革命深入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為了總結五卅運動以來領導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經驗，確定今後的鬥爭方針，於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就當前形勢、與國民黨的關係、職工運動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會議第一次提出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黨制定了反對封建主義的綱領。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我們要能和農民結合鞏固的同盟，才能盡自己的歷史上的職任」^①。「應當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廟宇的田地交給農民」，「如果農民不得著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是不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②。瞿秋白在會議上積極贊成「耕地農有」的主張。10月10日，會議發表了《告農民書》，向全體農民提出「耕地農有」的鬥爭目標，指出：解除農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實行「耕地農有」的辦法，而要實行「耕地農有」，那就非農民工人聯合起革命打倒軍閥不可。

　　這年年底，在上海，瞿秋白由蔣光慈陪同，訪問了郭沫若。這是兩個人的初次會見。也許是因為都是文學上的同調，他倆一見面便暢談起來。瞿秋白向郭沫若介紹了俄國文學，建議他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他說：「那部小說的反波拿巴主義，在我們中國有絕對的必要。」^③他看重這部小說的批判的現實的意義，顯然在於借此喚起人們揭露和反對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腐朽的專制統治。郭沫若這時在上海編《洪水》半月刊，從文藝轉到社會問題方面。當時，有一些人在爭論：中國走日本明治維新之路，還是走土耳其基馬爾之路？郭沫若旅居日本多年，認為日本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但對於基馬爾，他不瞭解，因而向瞿秋白請教，瞿秋白答應給他找一些資料。會見時，郭沫若看到，瞿秋白臉色蒼白，一副病容。

　　①《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1925年10月）。
　　②《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1925年10月）。
　　③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北新書局1936年版。

　　這時，瞿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每天發燒，經常吐血，但他照常堅持工作。僅僅在1926年1、2月間，他就寫了政治理論文章近二十篇。這些文章，圍繞批判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的反動言論，緊緊抓住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這一根本問題，進一步闡明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主張。這時，瞿秋白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以前相比，更加深化，更加完備了。在此以前，他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主要還是在理論原則上的闡釋；現在，他經歷了五卅運動的革命風暴和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鬥爭，積累了實踐經驗，進一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毫不妥協地宣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鬥爭，已經開始；無產階級必須毫不猶豫地爭奪領導權，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絕對不會「天然」的落在無產階級手中。

　　瞿秋白指出，國共合作以後，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過程中，確已占居主導地位，五卅運動「是無產階級指導下之聯合戰線發展的最高點。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的勢力足以導國民革命于勝利，看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資產階級要犧牲自己的私利——其實不過是容許工人、農民組織和鬥爭的自由、極普通的民權，於是開始反動而求爭回革命指導權以消滅革命。」^①中國社會的革命化進程，必然影響和加速思想界和政黨界的左右分化的進程，「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于軍閥以外另找一種比較『灰色』的工具；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造革命思想的指導權。」^②「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小資產階級的猶豫畏怯，足以破壞聯合戰線而使革命運動失敗，同時，也就證明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取得指導權之必要。^③瞿秋白強調無產階級要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就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擴大自己的組織，集中自己的力量，聯合廣大群眾，特別是與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工人階級的自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爭來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革命鬥爭去奪來的。」^④

　　①②《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瞿秋白明確地指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通過自己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來實現的。在《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文中，他寫道：「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他是中國無產階級及一般勞動民眾的領袖和代表，他指導無產階級一切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使他們和國內一切革命力量和民治主義派聯合，以實行共同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鬥爭，力爭中國民族的解放獨立和中國平民的革命的政權。」^①在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黨要打破「一切改良妥協避嫌等的幻想」^②，因為，「革命勢力的擴大和深入，客觀上使國民革命的成敗漸漸逼近了生死關頭。總之，客觀上的革命條件無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黨主觀上的領導力量，是否能執行這個歷史使命。」^②

　　①《嚮導》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北京屠殺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可以說，以五卅運動為催化劑，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階級陣線的日益清晰，使瞿秋白的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迅速昇華，形成了更深刻、更完整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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