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八　大革命風暴中·上(8)

八　大革命風暴中·上(8)

　　五卅運動，在全國掀起了反帝鬥爭的高潮；廣州和香港工人從6月開始，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罷工。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所顯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國共產黨所顯示的傑出的領導和組織作用，使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感到恐懼，他們聚集、形成為新的右派勢力，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一起來阻撓革命的深入發展。於是，在這年8月，發生了右派暗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政治活動家廖仲愷的事件，廖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刺身死。與此同時，反動的戴季陶主義也應運而出籠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營壘的分化；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臨著一場無可回避的尖銳的鬥爭。他說：「思想戰線上，我們不能不對於當時的『偉人』：梁啟超、章行嚴、梁漱溟、張君勱、胡適之、戴季陶、獨立青年派，以及帝國主義御用的曾、左、李（並非滿清貴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獅》的國家主義派），下無情的攻擊。」^①最迫切的任務，是反擊戴季陶的進攻。

　　①《瞿秋白論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頁。

　　戴季陶，名傳賢，號天仇。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在上海做投機買賣。五四運動時期，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他曾經涉獵、研究並介紹過社會主義思想和勞工運動，在嚴密的科學理論和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他也承認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稱讚過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科學性。但是，資產階級的本能和立場，使得他在工農大眾的革命浪潮中退縮了，轉而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工農革命運動，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國民黨一大後，他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取消共產黨籍，「做成一純粹之國民黨」，^①遭到拒絕。失望之余，於1924年6月辭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長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孫中山逝世後，他一方面說服一些人脫離革命，參加右派營壘，沈玄廬就是其中著名者^②；一方面著書立說，從理論上歪曲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對階級鬥爭和國共合作。1925年5月，他在國民黨三中全會起草宣言，極力主張確定國民黨的「最高領導原則」，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運動後，革命統一戰線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激烈起來。6、7月間，戴季陶先後寫成《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提出一套反動理論，對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對革命統一戰線和國民革命進行全面的攻擊。戴季陶主義是以反對階級鬥爭為核心，以階級調和為理論基礎。其特點是：借孫中山的口號（如「大貧小貧」論），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別；藉口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不能開展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標榜自己擁護工農利益，要對他們施以「仁愛」。戴季陶用儒家的「仁愛」學說解釋孫中山的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攻擊共產黨進行階級鬥爭，是「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他反對階級鬥爭，實際上正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煙幕。戴季陶提出必須以他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即戴季陶主義作為統一戰線「共信」的基礎，對於互相間沒有「共信」的共產黨人，要用「排拒性」「獨佔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或者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謬論以「中正」面目出現，說三民主義是「溫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義；它既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又反對法西斯主義，即所謂「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而其實是要打倒共產黨。

　　①戴季陶致蔣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②沈玄廬因參加右派反共活動，於1925年被清除出中國共產黨。

　　戴季陶主義的出籠和廣泛傳播，是國民黨新右派勢力抬頭的標誌；是為蔣介石反共篡權作輿論準備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義的本質及其嚴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戴季陶主義是國民黨新右派反共反工農的旗幟，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須粉碎戴季陶主義。8月，瞿秋白寫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隨後，又陸續寫成《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等文章，從政治、思想、組織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義。

　　瞿秋白反復研究了戴季陶的謬論，瞭解右派活動材料，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然後構思。寫作時，「他全神貫注在工作中，周圍的任何動靜都不聞不問。思考成熟以後，就動起筆來，襯著複寫紙一口氣寫下去，一寫就是兩份，寫得很整齊清楚，就像是重新抄過的一樣。他那駁斥戴季陶主義的小冊子——《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就在一天夜裡寫成了。」^①瞿秋白駁斥了戴季陶要求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放棄階級鬥爭的謬論，保衛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指出，共產黨不但不否認民族鬥爭，而且認為當前的民族鬥爭非常需要；但是承認民族鬥爭，並不能否認階級鬥爭。「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必然要以階級鬥爭的理論做指導；工人階級切身的經驗知道不能靠『誘發資本家仁愛性能』的戴季陶主義和『勸告日本人回東方來』的戴季陶策略，來得到自己的權利和日本的讓步，而要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他們知道所謂民族解放運動是要得大多數中國人民獨立自由的權利；這樣的運動方針，方能使勝利之後確有真正的民族國家的獨立和自由」。^②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所提出的階級的和民族的政治經濟要求和口號，「能夠結合一般被壓迫的革命的各階級，督促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者奮鬥；因此，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能夠建立起來，持續下去。」^③這個聯合戰線的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各階級對內對外的共同利益上」。^④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者」，專以反對階級鬥爭為宗旨，拋開大多數工農民眾利益而說什麼國家民族利益，「實際上便是資產階級蒙蔽愚弄農工階級的政策」^⑤。其「危險在於他們要使勞工群眾跟著資產階級妥協，喪失自己的階級覺悟，拋棄自己的階級鬥爭——因而始終破壞了此種解放運動」，「實際上是幫助一般帝國主義走狗——軍閥工賊的。」^⑥對於戴季陶所謂仁愛的說教，瞿秋白尖銳地指出它完全是欺騙工農群眾的，其目的「是要暗示農工民眾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准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戴季陶雖然理論上反對階級鬥爭，主張資本家的仁慈主義，然而他在實踐方面——發行那《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自己就實行思想上的階級鬥爭，不過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鬥爭罷了」^⑦。

　　①楊之華：《回憶秋白》。
　　②③④《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⑤《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六大以前》第340頁。
　　⑦《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謂團體的「排拒性」謬論，不過是資產階級排拒無產階級，國民黨右派排拒共產黨人的理論根據。「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張，完全是要把國民黨變成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①「戴季陶的主張，根本上還是要C．P．完全退出國民黨，根本上要消滅C．P．，消滅無產階級的政黨。」^②但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是絕對不可少的。他說；「正因為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夾雜著資產階級成分，資產階級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拋棄革命，而投降帝國主義，正因為在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無時不想摧殘遏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五卅運動裡商會等資產階級的妥協，國民黨裡戴季陶等的反對階級鬥爭，便是最切實的證據），所以無產階級當然要有自己的政黨。」^③

　　①②③《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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