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和董慧(2)

潘漢年和董慧(2)

　　董慧是香港名門之女，其父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著名實業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從廣州去北京報考大學，適遇七七事變，充滿抗戰熱情的董慧，不願進大學而寧願投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她曾聽過潘漢年的報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董慧對潘漢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愛上了比自己小12歲的董慧。在瞭解了潘在婚姻與感情中的不幸與苦悶後，同情與愛慕使他倆結合了。但時間長了，董慧對這非正常的關係感到無法忍受，潘漢年自己也很尷尬。如今，這一煩惱的解決，出於他倆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親自送她直到儀揚邊區，眼看著交通員帶董慧跨過了封鎖線，才依依不捨地回到軍部。當他獨處寒室，情思董慧時，作《寒風曲》一首，詩雲：「寒風吹曉月，大道鎖青霜。馬蹄聲聲得，方寸益惶惶。此別傷心處，無言淚幾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個多月的鄰居，深感她樸實厚道、思想單純、心地善良、勞動積極、作風正派。

　　潘漢年繼續留在華中局任情報部長，主要負責上海、江蘇敵佔區的情報工作，戰績累累。他在參加華中局甄別委員會工作時，幫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別是揚帆被康生誣陷為大特務頭子一案，也是在他的過問下平反的。這期間，他也受到挫折，在黃花塘事件中，饒漱石整陳毅，潘對此不滿，在高級幹部中為陳嗚不平，這樣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廣播」、「自由主義」。我很為他擔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講話不擇對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愛搞小動作的喲！

　　1946年8月2日，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全面內戰已不可避免，周恩來安排潘漢年和夏衍撤離上海，於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飛機抵達香港。

　　此時的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自由港，但各情報機構密佈，情況十分複雜。潘漢年有董慧為他所作的社會掩護和經濟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動十分活躍和順利。家務均由董慧操持，如買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親明知女兒和潘的關係已非一般，但沒有正式結婚，這在香港上層社會人士眼裡是很丟面子的。於是在她父親的主持下，潘、董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時年董慧已29歲。

　　潘漢年在香港一手抓情報，一手抓統戰，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煙臺、大連、天津的通航貿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文化界人士，還有起義的國民黨軍長、西北軍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從大陸各地轉道香港，再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塘沽等地。此事歷時一年多，潘漢年在港英當局警戒森嚴，國民黨特務雲集的困難情況下，沒有一次失誤。在政治上為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用他的老搭檔夏衍同志的話說：「潘漢年在香港，兩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央就決定由陳毅擔任未來的上海市市長。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來在北平約見潘漢年，他說：「中央決定你擔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法、統戰工作，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漢年抵達中共中央華東局駐紮地丹陽，在這裡，集中了一支數以千計的幹部隊伍，他們正緊張地做著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次日，潘漢年被通知去陳毅處開會，他換上了剛發給他的一套新軍裝，又將一支新手槍掛在腰間，這雖給他增添了幾分軍人的威武，但文人氣質卻並無多少改變。陳毅在會上重申了各項入城紀律和規定，並宣佈接管方面的具體事情一律聽潘副市長的指示。

　　解放後，作為一個管理大上海的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更是日理萬機。當時，潘漢年和劉長勝（市委副書記）合住在丁香花園的一幢大房子裡。晚飯後，大家都在大院裡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長家經常是高朋滿座，好友如雲，他們多數是工商界、文藝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較親近的部下。從大家毫無顧慮的高談闊論中，他得到了送上門來的許多信息，也借此聯繫了群眾。人們覺得他談吐自然，沒有官架子，仍是從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園的門不好進，大門口有傳達室，找人先要在登記簿上登記，然後打電話通知，因為潘漢年是一級保衛對象。

　　大概是出於「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漢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門鈴，就被人領進潘的會客室。這時，常常仍有客人圍著潘談天說地，他見到我，站起來問；「有事麼？」我點點頭，不一會客人們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婦女問題，他仔細地聽，沒有絲毫首長的架勢，那親切的語言至今記憶猶新。如宣傳新婚姻法，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包工頭、惡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幾個。有些女工，不但被霸佔了，還要把工錢全交給霸頭，她們沒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傳對她們也「不起作用」。潘漢年說：「這些流氓、惡霸都是社會渣滓，只有通過社會鎮反，才能把他們剷除掉。」果然不久便開始了社會鎮反，那些被壓在最底層的婦女紛紛起來揭發、控訴，人民政府把她們從火坑裡救了出來。

　　在「五反」時為了避開職工和資方的正面衝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戶303戶，在和平飯店交待「五毒」。市婦聯重點抓了303戶的家屬工作，要她們幫助丈夫過好「五反」這一關。對此我向潘漢年作了彙報。潘聽了大為讚賞，他說：「正合我意，要不，白天鬥，夜裡回到家裡也挨鬥，誰能吃得消？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的身份，帶著一批幹部整天泡在和平飯店裡，「五反」結束時，303戶都被鑒定為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他們皆大歡喜。

　　潘漢年對上海的過去和現在太瞭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來得心應手，做報告談問題也使人感到貼切。他經常衣冠楚楚，身著西裝，舉止瀟灑，為此「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開始時，我真為他擔憂。

　　市級機關的「三反」開始了，市領導都必須「洗澡」、「下樓」才能輕裝上陣。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潘漢年身穿畢挺的人民裝，坐在第一排，不斷地抽著三五牌香煙。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樓」，接踵而來的運動將由誰來領導？輪到潘漢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說：「官僚主義在我身上是嚴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也就是官僚主義。至於貪污浪費嘛，我無帳可算，因為我從來也沒有領過工資，也不管經費開支。我到市政府辦公，公務員叫我去吃飯，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於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襪，抽的三五牌香煙，都是我老婆從她家里弄來的，我也沒問過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就這樣，這位市委第三書記輕輕鬆松地「下了樓」。因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銀行家的女兒，從1939年調到上海情報系統工作後，就在她父親設在上海的分行裡當職員，党的大量活動經費，都是以董慧的名義，在銀行裡立的帳戶，並由她擔保，需要時可以隨時支取。在這方面，她是有特殊貢獻的。解放後，董慧一直在市委統戰部工作，勤勤懇懇，默默無聞地做著各種具體而瑣碎的事情，從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長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個朴樸實實的人。她也是市婦聯的常委，每當常委討論時，她常常是首先發言，與別人有不同意見時，她從不在會上和人爭論，而是會後個別向我提出意見，她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副市長夫人的話「有來頭」。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蘇友好大廈建館紀念日，上午9時許，潘漢年到會剪綵後，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館大廳，他對我說，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開會。可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的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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