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戰士「覆盆」廿七載(2)

戰士「覆盆」廿七載(2)

　　大約是在慶祝南京解放的酒會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漢年、夏衍兩同志和老夏的女兒「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開赴天津的「東方號」。我們乘的這艘「東方號」裝滿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夫婦和兩位華僑姑娘。一個可以眺望天際的寬敞餐廳，在吃了飯之後，只有我們三人在談天。從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個晝夜。由於空閒，自然就海闊天空地談起來了。談話的主角當然是漢年。談些什麼呢？內容現在是回憶不起來了，只能寫下一些題目，例如上海地下時期的反特鬥爭；長征途上的見聞；30年代對國民黨反動派在文化上的反圍剿，等等。

　　我們大約是在5月5日從天津到達北京的。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同志先後接見我們，負責對我們安排工作的是周恩來同志。那時，恩來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頤年堂側面的房子裡（後來毛澤東同志進城後，恩來同志才搬住西華廳）。他就是在頤年堂同我們三個人談話的。他告訴我們：「上海現在已經被我軍包圍了。你們的任務就是趕到丹陽，向華東局報到，跟部隊進入上海。黃浦江上還有外國人，特別是美國軍艦。進入上海之後，要作最困難的準備，準備美帝的軍艦開炮，準備水電都被破壞，準備各種可能發生的混亂。你們都要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但是，有前敵黨委和華東局的領導，有上海地下黨的群眾工作的配合，困難是能夠克服下去的。」關於工作，恩來同志對漢年說：「你要當好陳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國這個第一大城市，能夠正常運轉下去。』咬給老夏的任務是搞好宣傳和文化界的統戰工作；交給我的任務是幫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

　　四

　　進入上海之後，漢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長。不久，提為第三書記。陳總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漢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剛剛解放的幾個月，重點是幫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工作重點就在上海了。我那時是上海市委委員，並先後擔任市委統戰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財委和市府秘書長等職務，而這些工作都是由漢年同志把關的。從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調離上海的3年4個月間，因為工作關係，同漢年幾乎天天見面。在這期間，漢年有幾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懷的。

　　進入上海之後，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是一個重要問題。有些同志怕受資產階級影響而不敢同他們來往。陳總在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遠矚的。解放後一個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國銀行的四樓會議室開會。他同漢年都做了長篇發言，用愛國主義去教育出席會議的人們。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去啟發他們。當時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沒有見到共產黨，是抱著一種恐懼的心理來開會的，聽到這些入情入理的報告之後，情緒逐步穩定了。一些在香港觀望的人物，也逐漸回來了。劉鴻生老先生就是在這個時候從香港回來的。鴻老一回到上海，漢年就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六七月間，幾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請陳總和市政府幾位負責人吃飯。有幾位同志主張不去，理由是吃資本家的飯，怕在政治上劃不清界限，犯政治錯誤。陳總笑著說：「你們不怕帝國主義，不怕國民黨蔣介石，卻伯起民族資產階級來了，真是怪事！」漢年支持了陳總的意見。吃那餐飯，我也參加了。實際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時已經參加了統戰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漢年經常對我說：「要同資本家搞好統戰工作，首先是要同他們接觸，是要同他們交朋友，是要瞭解他們的思想狀況——正確的和錯誤的。如果彼此隔得遠遠，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統戰工作從何做起呢？當然，政治立場是要站得穩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統戰工作，是得到陳總的親切領導，也得到漢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樣，在打擊了投機倒把，在財政經濟實現了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之後，物價穩定下來了。國民黨反動政權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和虛假購買力，也驟然消失了。為了解決當時的市場困難，中央財委在1950年4月間召開7大城市的工商局長會議。上海市委接到中財委的電報時，進行了討論，漢年同志提出一個意見，認為單單工商局長出席還不夠，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參加才好，因為他們對市場困難的情況，會比我們的幹部更加瞭解，這樣，他提出要副市長盛丕華老先生也出席。陳總和劉曉同志都同意這一意見，並向中財委提出這個建議。陳雲同志批准這個意見。這麼一來，天津的副市長周叔弢老先生也參加了，連在北京的陳叔通和黃炎培等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繫的人士，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不僅因為擴大了加工定貨而解決了工商界的困難，而且成為我們党團結守法工商業者，擴大對工商界統一戰線的會議。這一點漢年同志是有貢獻的。

　　上海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在1952年進行了「五反」鬥爭。陳毅同志在市委的會議上提出「兩路分兵」的主張，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協商會議中，進行交代，互相揭發，而工人群眾則在廠裡背靠背地對資本家進行揭發。至於其餘的資本家則在工廠商店中，由工人群眾面對面地進行揭發。中央批准了陳毅同志的這一主張。集中在上海市政協的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共303戶，大中小資本家都有，而以大資本家為主。這個戰場是由陳毅同志親自指揮的。他指定漢年和我參加這一工作。漢年幫助陳總掌握形勢，而具體工作則由我出面，陳總交給我們的方針是：「對資本家的五毒問題，馬馬虎虎是不行的，必須清查清楚。但是，決不能不擇手段，亂幹一通，這就要切切實實掌握黨的政策。在這三百多個資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殺，那就證明我們的工作失敗。」漢年對這個問題體會得很深，他說：「這三百多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家，集中到市政協來交代，結果如何，就要看我們能否把鬥爭與團結結合起來。」我在現場工作，漢年每天總是來電話詢查情況。在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有兩個資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發抖。有的同志說，他們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電話給漢年，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兩個人的發抖決不是傷風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這個問題。事實證明，經過開導之後，他們松了一口氣，把口袋裡準備自殺的安眠藥交出來了。我們把此事向陳總彙報，陳總說：「還要提防第三個準備自殺的人出現，關鍵就是貫徹黨的統戰政策。」運動進入後期的時候，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五類工商戶的原則的問題，有幾位同志認為應以「退賠」數字做標準。陳總批評了這種意見，認為這種看法並不符合黨的政策；資本大，加工定貨的數量大，「退賠」的數字自然大，這個退賠數字必須同加工訂貨的數量去聯繫，還要看他們對運動的態度，否則，這303戶中的大多數人，都要成為完全違法戶和基本違法戶了。漢年同志在這問題上是明確地堅決地支持陳總的意見的。這樣，303戶中有幾個「退賠」超過1000萬甚至4000、5000萬元的資本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漢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會議上宣佈這幾個大資本家是基本守法戶的時候，他們在驚愕中高興得要發狂了。

　　是不是漢年同志在執行党的統戰政策時，只有團結而沒有鬥爭呢？不，不是的。對於極少數敵視共產黨、敵視人民政府的人物，對於那些投機倒把，抗拒加工定貨，甚至把假藥賣給人民志願軍後勤機關的壞蛋，漢年同志是堅決鬥爭以至繩之以法（如對王康年的處決）的。總而言之，漢年同志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正確地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的。

　　五

　　漢年同志被打成「內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點也沒有覺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參加了訪蘇友好代表團到蘇聯訪問，5月中旬我們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回到北京。當火車進站的時候，突然聽到廣播說潘漢年是「內奸」。當時，我真不相信我的聽覺！難道這是真的嗎？難道這位為黨為革命出生入死，奮鬥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是一個「內奸」嗎？象這樣一個瞭解地下組織情況的「內奸」，為什麼不在那時（特別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間）把地下組織和党的同志，出賣給敵人呢？這個疙瘩，多少年來，我是沒法解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所謂「潘漢年案件」，做了認真的複審，否定了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黨中央正式發出了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漢年同志，27年來，潑在你身上的血污，黨中央已經為你洗滌乾淨了。你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的業績，終於為黨和人民所肯定了。歷史是不會忘記你的。安息吧！漢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溝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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