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戰士「覆盆」廿七載

戰士「覆盆」廿七載(1)

　　①本文原載《文匯報》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紀念潘漢年同志

　　文：許滌新

　　一

　　我知道潘漢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廈門大學，因為那時由他主編的《幻洲》，雖只出版幾期就被封閉，但對於當時追求光明的青年頗有影響。記得《幻洲》的創刊號，還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這樣，我就不僅讀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認識他的相貌了。

　　我和漢年同志第一次見面，是在1938年武漢的《新華日報》編輯部。他是同剛剛從巴黎回國的陳往天同志（那年夏間，陳就在日寇飛機轟炸下死於非命）一道來的。除了潘梓年之外，當時在編輯部工作的華崗、章漢夫、何雲（抗戰後期在華北負責《新華日報》華北版，在突圍時光榮犧牲）和我，都參加接待。座談抗戰形勢和國際形勢。他們兩人看見我們的辦公桌上稿子堆積如山，談了個把鐘頭，就告辭了。

　　大約是1939年的秋天，漢年奉黨中央之命，從延安經重慶要到上海去。章漢夫同志約我一道去見他。那時他住在重慶上大樑子青年會的旅館裡。那次談得相當長，幾乎談了整個下午。從延安的同志們對於《新華日報》的評價談起，一直談到王明的一些問題。漢年談得最多，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話雖多，但是生動而尖銳。在這次談話中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持原則而又相當靈活的人。

　　二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幾位同志離開重慶到上海來。那時中共代表團設在南京；為了要在上海展開統戰工作和宣傳活動，因此，在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號設立一個機構，對外稱為「周公館」，實際是中共代表團的上海據點，恩來、董老、鄧大姐和李維漢幾位領導同志，每週輪流到上海來主持工作。在代表團之下，設立一個辦事機構，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簡稱「上海工委」），書記是華崗同志，參加委員會的有劉甯一、章漢夫、潘梓年、夏衍、喬冠華和我幾個人。「上海工委」的名義並不公開，而參加「工委」的同志則以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的名義公開活動。由劉曉同志負責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沒有同「上海工委」公開接觸。但是，漢年同志卻經常來參加我們的會議。不過，他來時總是在黃昏以後，這證明他的工作使他還不能公開到「周公館」來。在我同他接觸中，他對於時局的分析，對於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當深刻，而且消息特別靈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時，有了「小開」的代號；到此時，我們也叫他「小開」，這是為了保密的緣故。

　　那年秋冬之交，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張家口和安東（丹東），政局惡化，日益嚴重。為了做好準備，周恩來同志除了忙於招待中外記者和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談話之外，還忙於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漢夫、胡繩、乃超、默涵、冠華等幾個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傳和統戰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區；還有一部分同志則在董老的領導下，堅持到最後一天。有一天夜裡，漢年到「周公館」找恩來同志，談了很久，當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麼地方去呢？為了保密，那是不能問的。因為長期在白區工作，估計他會留在上海。但我的這個估計是錯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達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幾天，就在跑馬地的走道上碰見漢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總是戴著禮帽走路。但是，漢年卻從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對他說：「你不戴帽子，特務一下就會把你認出來。」他卻說：「香港同上海的習慣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沒有什麼事情。」短短幾句話，使我覺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隨機應變的。

　　漢年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裡，為黨從事情報工作。在這方面，他的成績是卓絕的，幾乎達到使人「拍案驚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後他的主要職務還是搞情報，但同時也兼搞一些上層統戰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銀號老闆。這一點對於他的活動和掩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48年初，黨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區一樣，也在進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對漢年提了意見，說他「西裝革履，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在香港搞上層活動，如果不是「西裝革履」，那怎麼行呢？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漢年的岳父是銀行老闆，如果知道，他可能還會加上一句「出入大老闆之門，成為資本家的孝子賢孫」。據我所知，漢年是沒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為他的妻家搞什麼好處的。

　　劉鄧大軍在1947年6月強渡黃河，向大別山進軍，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使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不能不發生難以形容的震動。敏感的香港社會，當然震動得更加厲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沈鈞儒等在港召開會議，決定重建「民盟」的領導機關，並恢復活動（因為「民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領導機關，在蔣介石的壓力之下，已經渙散）。同月，國民黨的民主派李濟深等也在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它們都接受中國共產黨關於時局的主張，發表宣言，主張聯合中共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反對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不久，我黨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口號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積極響應。顯然應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而黨的工作和漢年同志的活動，也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從1948年秋起，在港的黨組織奉中央之命，有計劃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區。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既要得到各位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同意，又要保證他們在離港時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據我的記憶，主要負責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聯繫的是漢年和方方兩同志（記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經到廣東內地搞武裝鬥爭了）。章漢夫和連貫兩同志為了陪送幾位老先生，先後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來越少，工作更加緊張。在這裡，漢年同志在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別出色。

　　1949年4月間，大軍勝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個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國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漢年在九龍彌敦道方方同志住處開完了會之後，一道乘輪渡到香港。我們坐在一個無人注意的角落裡，他問我：「全國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麼地方工作？」我說：「由中央決定吧。」他說：「你已經幹了這麼多年的工商界統戰工作。上海是民族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我看，你還是到上海工作為宜。」在此以前，劉曉同志到香港時，也曾向我談這件事，但是，我一向並未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經漢年這一說，我就不得不考慮起來了。幾天之後，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裡，老方把中央的電報給我看。電報的內容是要漢年、夏衍和滌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務。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訊一到香港，我們就在英皇道的「哥羅士打」八樓舉行招待各界的慶祝會。這是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公開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規模盛大的會。還未離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國記者都出席了。這是一次空前的盛會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來賓。記得漢年也在這裡露面，但他站在一個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幾位熟人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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