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3)

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3)

　　抵達香港後，夏衍前往廣州主持《救亡日報》，潘漢年留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被召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後又被留在延安中央社會部工作。這兩位戰友一別竟達9年之久。雖然在1941年間，他們兩個都同時在香港活動一段時間，但因夏衍是公開的文化人身份，而潘漢年則是中央社會部（後改情報部）派往敵後主持情報工作的負責人，行蹤飄忽，不時奔走於港滬之間，非常隱蔽，因而再沒有機會和夏衍往來敘舊。

　　解放戰爭期間，在香港的全面合作

　　歲月如流，轉眼就到了1946年的夏天。夏衍已從大後方重慶回到上海，繼續在文化戰線上從事艱難曲折的鬥爭。潘漢年又以中央情報部代表的身份受周恩來的調遣來到上海。他肩負雙重任務：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前者隱蔽，後者公開或半公開。在這兩條有分有合的戰線上，潘漢年輕車熟路，駕馭自如。這時，他和夏衍又恢復了密切聯繫。

　　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內戰烽火迅速蔓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談判代表團不得不撤離南京、上海。在上海的中共機構及其成員也只能分別撤離、轉移或轉入地下完全隱蔽。按照周恩來的部署，潘漢年和夏衍都屬轉移到香港去開展工作的幹部。而且潘漢年又負起了組織指揮撤離和轉移的重任。這一次潘漢年又安排夏衍和自己同時撤離。不過這次乘的是飛機8月中旬的一天，他們從上海直飛香港。

　　在香港，潘漢年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情報部的代表，又是中共上海局的成員。中共華南分局成立後，組織上則由上海局兼管，潘漢年便又以上海局成員的身份參加華南分局的領導工作。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兩個方面：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和主持情報工作。夏衍是華南分局的成員，並主持分局所屬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以文化宣傳為其主要職責。從組織關係上，潘漢年又成了夏衍的直接或間接領導。

　　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任務越來越繁重。在香港工作的幹部，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職的領導幹部，便往往要超越原有的分工範圍而需要通力協作。潘漢年的特殊身份，使他實際上成了協作的總調度和總指揮。用夏衍的話來說，很多事都需要由潘漢年來「牽頭」辦理。當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時，各方面的人士都要來找共產黨，向共產黨詢問方針政策，打聽人事和各種消息，他們最想見到的也是潘漢年，從潘漢年那裡得到權威的答覆。因為潘漢年的情報系統始終保持著和中央的直接聯繫。於是，潘漢年便不得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正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夏衍成了潘漢年的重要幫手之一，又正是在這新的頻繁的接觸與密切的合作中，他們之間進一步加深了戰友情誼，從而成為莫逆之交。

　　1948年，為迎接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中共駐香港機構要設法把集中在香港和散居在國統區各地的各民主黨派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三百多人邀請到解放區去。這些人士又大都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嚴密監視的對象，一旦發現他們將去解放區「投共」，必將加以阻撓甚至謀害。這無疑是一項難度很大並且是充滿著危險的任務。潘漢年調集了許多得力幹部，經過周密計劃和部署，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在半年多的時間內，無一意外地完成了這項任務。在這過程中，分管文化宣傳的夏衍也被調積極參與其事，全力以赴協助潘漢年一批又一批地將中央指名邀請的人士通過海運送往已經解放了的大連、煙臺等地。

　　隨著形勢的發展，潘漢年主持的情報工作範圍也越來越大。除了要不斷搜集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報向中央領導機關及時報告外，還要負責開展策反工作，以加快勝利步伐。國統區不斷有人到香港來找共產黨的關係，打聽或聯絡有關起義投誠一類事情；各地地下党也常派人到香港報告他們那裡已經策反或聯繫到的敵偽人員準備起義的情況。潘漢年行蹤不定，住所難尋，於是許多人就先找到中共主辦的公開報紙《華商報》，通過在《華商報》辦公的夏衍再找潘漢年。例如1949年初，金山從上海到香港，要向党報告章士釗策動杜月笙參加和平談判的情況，並請示處置意見，金山原是李克農單線聯繫的秘密黨員，他的真實身份只有周恩來、李克農知道。李克農曾向他交代，無法和李直接聯繫時，可去香港找潘漢年。金山無法知道潘漢年的行蹤，只好先找到《華商報》的夏衍，通過夏衍才和潘漢年聯繫上。又如在淮海戰役之後，上海地下党的蔡叔厚給夏衍寫信，密報當時擔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妻子正通過關係向中共方面打聽他們湯家還有沒有保全自己的退路。夏衍馬上將蔡信轉交給潘漢年。潘便派情報幹部專程去上海瞭解具體情況，參與策反活動。

　　夏衍以滿腔熱情積極支持和參與潘漢年的工作，潘漢年自然也同樣地關心和支持夏衍的工作。例如夏衍直接主持的《華商報》，1948年冬因虧損而陷入困境時，不得不進行募捐活動。潘漢年便通過情報系統，動員一位正努力向中共靠攏的實業界人十，積極幫助募捐並帶頭捐助，從而使《華商報耀脫了困境。夏衍因此而十分高興。

　　解放初期，在上海甘苦與共

　　1949年4月下旬，中央為了加強對即將解放的上海接管工作，急調潘漢年、夏衍、許滌新三位「老上海」到北平。由李克農親自接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中央領導人部分別和他們會見談話，聽取彙報，指示工作任務。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對他們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和對去上海工作的重視。根據中央決定，潘漢年被任命為上海市軍管會秘書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夏衍負責文化教育的接管工作，並擔任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部長；許滌新負責工商統戰工作。

　　夏衍和潘漢年在上海解放前夕，匆匆趕到江蘇丹陽，在丹陽僅僅停留數日，便開赴上海履行新職。

　　潘漢年作為陳毅的重要助手，為接管和治理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陳毅的領導下，他先後主管政法、統戰、財經和市政建設等各項工作，並取得世人公認的成績。他和陳毅還在新四軍時期就已相識相知。在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作中，他們的關係也很融洽、合作愉快。

　　夏衍主管的文化宣傳工作，無論在開始的接管時期還是在後來的恢復與發展時期，也取得了顯著成績。特別在文化藝術方面，上海一直保持著在全國的重要地位，發揮著別處無法替代的作用。只是他個人作為一介書生，作為一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已經多年養成了自由職業者的諸多習慣。當他進入上海當了執政黨的高官後，有一個時期很不適應解放區的某些制度、習慣和作風，包括互相之間及上下級之間的稱謂等等。不過，只要夏衍一踏進潘漢年家的門檻，那一切制度、習慣和作風便不復存在，他們仍一如既往地以老朋友相待，一切都毫不拘束。以稱謂而論，當面或直稱「漢年」，或和過去一樣戲稱「小開」。夏衍有時離開上海出差外地或出國訪問，在給潘漢年寫信時，那稱呼就更隨便而顯得更親切了：「漢年兄」、「開兄」或「凱兄」等等。有一次從國外訪問歸來，途經廣州時給上海潘漢年夫婦寫信，大約是在國外呆久了，思鄉心切，信的開頭稱呼「慧姊轉開兄」。那同志加兄弟的情誼躍然紙上。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