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2)

夏衍與潘漢年的摯友情(2)

　　193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潘漢年又一次約夏衍見面。見面後，潘漢年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把夏衍帶到薛立華路的一座小洋樓裡去見一位50歲出頭的紳士模樣的人物。潘漢年對這位紳士說，他自己要出一趟遠門。然後就將夏衍介紹給這位紳士：「今後由他和你單獨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我們是老朋友。」潘漢年既不向夏衍說明這位紳士的姓名和身份，也不說明為什麼要和他單獨聯繫。離開小洋樓之後，潘漢年也只向夏衍簡單交代說：「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但仍未將這位知名人物的姓名告訴夏衍。直到後來夏衍和這位紳士熟悉了，才知他就是當年袁世凱搞復辟運動的大將之一楊度。

　　原來潘漢年主持特科情報工作，除了依靠特科自己的部分專職情報幹部外，還通過各種關係建立情報網絡。楊度就是其中之一。他表面上是失意政客杜月笙的老師和食客，實際上卻是中共秘密黨員，經常從杜月笙那裡為特科搜集一些有關國內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這種特殊情報關係當然需要高度保密。夏衍不是特科幹部，潘漢年要他和楊度聯繫，從楊那裡接受情報，只是一種臨時調用性質。因此，潘漢年向他交代任務時才顯得那麼簡單、那麼神秘。但是我們卻從中可以看到這兩位戰友之間的高度信任和心靈溝通，默契配合。潘不多解釋一句，夏也決不多問一句。彼此都確信對方能夠理解。這或許真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不點也通了。

　　抗戰爆發後，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共同開創新局面

　　潘漢年1933年夏離開特科前往江西蘇區。1936年10月又以中共中央和國民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談判代表的身份到了上海，並擔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他這時的主要任務是忙於和國民黨當權派陳立夫、宋子文等人打交道，同時又要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上海、南京的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聯繫與合作。經過西安事變及其以後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到1937年夏初，國共談判終於取得了重大進展，國共合作的局面即將形成。這時，大約在6月的一天，潘漢年設法找到了夏衍，同他作了一次長談，向他分析形勢，傳達黨在上海即將實行的工作方針的轉變，要他並通過他轉告一些黨內外的朋友作好思想準備。同時又詢問了他個人的許多情況。

　　這次談話，不僅加深了他們之間已有的戰友情誼，而且事實上決定了夏衍後來數十年的工作與生活道路。原來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擴大，黨需要調集一批得力的適宜擔負統戰工作任務的幹部去同國民黨上層人物打交道。、夏衍曾加入過國民黨，認識許多國民黨要人，這些都是有利條件。他的才幹，他對黨的事業的熱誠，以及他在文化界具有的聲望，更為潘漢年所看重。果然在7月10日，潘漢年又約夏衍見面，見面後便說要帶他去見一個人，究竟見誰也不明說。夏衍仍按地下工作的老規矩，不多問一句，老老實實跟著潘漢年坐上出租汽車上路。等到走進一座石庫門房屋的二樓，才知道是周恩來要見他。

　　周恩來是在前往廬山和蔣介石談判的途中臨時在上海逗留的，時間很緊迫。正是潘漢年事先已經向周談了夏衍的情況，並向周作了推薦，周才在緊張的日程安排中，決定親自向夏衍交待今後的工作任務。夏衍這是第一次見周恩來，也是第一次見黨內這樣威望極高的領袖人物。雖然他在拘謹中向周表示自己性格內向，不善於和「大人物」打交道的特點，但周恩來已作出了決定，一向組織觀念很強的夏衍當然只有服從。周恩來又指示夏衍說，他馬上就要離開上海，以後的一切「就由漢年和你聯繫」。這就意味著，以後夏衍的工作將由潘漢年直接領導。如果說，左聯時期和特科時期潘漢年雖在黨內職務比夏衍高，但他們之間基本上還是某種橫向聯繫與合作，是戰友之間的理解與支持，現在又加上了一層領導與被領導的上下級關係。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上下級關係絲毫也沒有影響或妨礙他們已經固有的友情，而是繼續不斷地加深和昇華這種情誼。

　　和周恩來見面之後不久，潘漢年便把夏衍派上了統戰工作的第一線。先是派他去給剛剛回國的郭沫若當「參謀」和「顧問」，向離國10年對國內情況已經生疏了的郭沫若介紹各方面情況，幫助郭沫若處理某些難題等等。有意思的是：潘漢年派遣夏衍工作，每每總是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即使夏衍有所詢問，也決不輕易透露具體情況，不提前多說一句。這雖然可以說是潘漢年長期地下工作養成的慎重和機警，但從另一側面也恰好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高度信任與理解。

　　接著，潘漢年又派夏衍參加由郭沫若領銜主持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報紙《救亡日報》工作，擔任中共方面派出的總編一職。不言而喻，既是統戰性質報紙，夏衍就必須和國民黨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潘公展等人打交道，誠心誠意地和人家「聯合辦報」，同時也必須貫徹黨的統戰方針政策，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主導與核心作用。人們都知道，周恩來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的制定者之一，並且是這個領域內的傑出帥才。潘漢年是貫徹執行統戰策略的高手，是周恩來在這一領域內的得力助手之一。夏衍在進入這一領域後，很快也顯示了他的出色才幹，把一張四開的《救亡日報》辦得十分紅火，銷路與影響與日俱增。夏衍沒有辜負周恩來和潘漢年的重托。這同時也反映了潘漢年對夏衍的真正瞭解與知人善任。

　　「八一三」以後，上海抗戰形勢日益嚴峻，從上海撤退和轉移的任務十分艱巨。當政有權的國民黨人士尚且爭先恐後備找門路，在野無權的共產黨及其進步的朋友們自然更是困難重重。潘漢年作為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按照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指示，緊張而有秩序地組織指揮了整個撤退和轉移工作。首先是將一批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安全轉移到香港或撤退到內地去；又指揮夏衍派先遣隊去廣州，準備在那裡恢復《救亡日報》的出版。到12月中旬，即上海經淪陷一個月之後，潘漢年才安排夏衍撤退，讓人給他送去一張船票。等到夏衍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後，才在船上發現潘漢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條船。潘漢年又是事先不加說明地安排夏衍和他自己差不多已是最後一批的撤離。這一對革命戰友真正是患難與共，把困難和危險留給自己。雖然這是黨的工作需要，但確實反映了這兩位革命戰士的可貴情懷。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