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5)

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5)

　　他們中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連累了第二代也背上黑鍋，工作、參軍、入黨、提拔，處處受限制。例如蔡秉賢同志，是1940年的中共地下黨員，1942年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工作很有成績，曾受到中共中央主管部門的表揚。上海解放後，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據他提供的線索，破獲過幾起潛伏敵特的重要案件。潘案發生，蔡鋃鐺入獄時正年輕力壯，等到80年代平反出獄，已經步入老年。又如周之友（又名幼海），是漢奸周佛海之子，受進步友人的影響，在學生時代就傾向革命。抗戰勝利後，上海地下黨的策反組織和他建立了聯繫，他參加了地下鬥爭。1946年由揚帆、何榮介紹入黨，成為華中分局情報部的特別黨員，在上海參加情報策反工作。上海解放後，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任副科長。潘、揚冤案發生，他被株連入獄。出獄時已是半身不遂的老人。

　　潘漢年的夫人董慧的遭遇也很悲慘。她出生在香港，父親是道亨銀行的經理，曾任香港商會會長。董慧在北平求學時經受了「一二九」運動的洗禮，1937年18歲時懷著抗日救國的滿腔熱情奔赴延安進了「抗大」。1938年1月在延安加入共產黨。醜939年由中央社會部派遣在潘漢年領導下到敵佔區工作。她以道事銀行的職員身份為掩護，通過她的社會聯繫，為潘漢年系統掌管經費，做交通、聯絡的掩護工作。抗戰初期，她還曾動員父親捐了一筆鉅款給八路軍。上海解放以後，她擔任市委統戰部的科長、副處長。1955年5月被捕受審，雖然夫妻兩人關在同一座秦城監獄，卻互不知下落。1962年，公安部給予她所謂「參與內奸活動，盜竊國家資財，但不追究刑事責任，寬大釋放」的結論。

　　1963年潘漢年假釋出獄，夫妻才得相聚。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兩人被再次收監，使董慧精神上受到極大刺激，疾病加重，在獄中又遭骨折，一時生活都無法自理。1975年原中央專案三辦宣佈對董「維持原結論」，讓她隨潘漢年安置在湖南洣江茶場。她的處境引起在港親屬的憂慮。1976年，董的弟弟曾從香港到長沙要求探望潘、董，未獲同意，但轉交了他給董慧帶來的輪椅。潘漢年逝世後，1978年其弟又來探望，提出要將董慧接去治病，但那時董慧正陷入失去潘漢年的巨大悲痛中，她守著潘漢年洣江茶場的舊居，期待著平反昭雪的一天。後來，董弟又致信國務院負責人，要求讓董遷居到廣州，以便就近照顧。這封信還未有下文，董慧已含冤離世，終年61歲。董慧蒙冤20多年來，組織上從來沒有宣佈開除她的黨籍，只說「停止」她的黨籍。直到她臨終，還背著「參與內奸活動」的罪名。1979年初平反決定到達時，她已去世。1980年董弟致信湖南省公安廳，要求將潘、董骨灰合葬一處，經請示未得同意。1982年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忠貞善良的共產黨員董慧的骨灰，才和潘漢年的骨灰一起被移送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還有一些解放前後在潘漢年、揚帆直接領導下的幹部，雖然1955年未被逮捕判刑，但受到隔離審查、調離原來崗位、降級使用等不公正待遇。如趙錚、何犖等在隔離審查後，有的升級逮捕，被清理出公安部門，有的送皖南勞教農場。有些幹部在以後的審幹、反右鬥爭等政治運動中又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等，受到錯誤處理，如王以偉、干戈、唐路等。解放前有過貢獻的王大超則被迫自殺。

　　這樣一批經過對敵鬥爭長期考驗、富有鬥爭經驗的幹部長期被打入另冊，遭到誣陷，不受信用，且不說個人和家庭蒙冤遭難，對解放後的情報、公安、政法、統戰等工作，也造成了相當重大的損失。

　　二、是解放後立功贖罪的來自敵特陣營中的叛徒、特務分子，即所謂潘漢年、揚帆「掩護、包庇」的反革命分子、這類株連對象人數最多，情況也複雜。本來是既往不咎，立功贖罪的投誠對象，現在卻成為潘、揚「包庇」的鐵證。

　　三、是潘漢年的親屬，如潘漢年的胞弟潘錫年，侄子潘可西等人。潘漢年是宜興陸平潘家較早參加革命的。解放前，潘漢年是有名的共產黨人，他的親屬在家鄉被另眼看待。解放後，潘漢年成了「反革命」，他們又被無辜株連20多年。如潘可西和潘錫年，都是抗戰時期入黨、到過延安工作的老幹部。由於是潘漢年的親屬，在反右鬥爭、「文革」中或被下放，或作為「反革命分子」監督勞動。他們的小輩也受影響，有的連上大學、當幹部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除了以上直接受株連的以外，還有一批潘漢年的戰友、摯友，如王堯山、於伶等，也曾受到過種種懷疑、誣陷和不公正的對待。潘漢年被捕後，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奉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命立即回上海安排追查潘案的工作。許一到上海先和市委秘書長王堯山研究潘在上海的工作情況以及潘的私人來往關係。柯慶施從北京返滬以後，馬上召集小範圍的會議研究潘案，並要王堯山談對潘漢年的看法，提供潘的來往關係中的可疑之處。王堯山談的主要意見是：潘漢年解放前是搞情報工作的，他的關係比較複雜，因工作關係與敵人內部曾有接觸；至於他是否是內奸，王堯山始終不表示態度。後來，就要王停職檢查，並追查他與潘的關係。柯慶施還決定把王的宿舍從丁香花園遷出。從此，王堯山被迫寫了不少交代，但每次交代都沒有說潘漢年是「內奸」、「特務」。以後又召開多次揭發批判王堯山的會議，有時會議有四、五十人參加。1959年，對王堯山宣佈了市委《關於開除反黨分子王堯山黨籍的決議》。王堯山拒絕簽字，並嚴正提出：「簽字違反我對党忠誠的意志，我不同意市委的決議。」當年，王堯山被降職降級下放到淮海中學。他的夫人趙先寫了申訴信給中央。誰知此信轉到柯慶施手裡，趙先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撤銷上海市婦聯主任的職務，下放到長興島農場「勞動改造」。

　　除了上海以外，潘案的株連對象還涉及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甚至香港等地。由於潘漢年長期領導隱蔽戰線的工作；這條戰線上的幹部受株連的情況特別嚴重。現年93歲的華克之（即張建良）就是其中之一。華克之在大革命時期是國民黨左派，「四一二」事件後，他認清了蔣介石的反動本質，誓以反蔣救國為己任。1935年曾策劃刺蔣未遂，成為國民黨懸賞10萬元通緝的要犯。1937年他到延安後，面聆毛主席的教導，表示決心聽從共產黨的調遣，萬死不辭。1939年，他由廖承志和潘漢年兩人介紹，由毛主席親自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成為潘漢年的重要助手，馳騁于敵佔區的隱蔽工作戰線上，屢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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