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3)

潘漢年冤案的前前後後(3)

　　歷史真相

　　歷史是公正的，27年後歷史終於還了潘漢年以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達了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正式文件。歷史事實證明：潘漢年是一貫忠於革命的好同志，那些所謂「投降國民黨」、「投靠日、汪」、「上海解放後掩護包庇反革命，供給敵人情報」以及「內好」、「特務」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認定：潘漢年1936年在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的。1940年前後，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和秘密會見汪精衛；上海解放以後，掩護大批反革命分子並供給臺灣情報，引起「二六」轟炸（即1950年2月6日臺灣國民黨飛機對上海的轟炸）。根據這三條「罪名」，潘漢年被定性為「內好」、「特務」、「反革命」。

　　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潘漢年並沒有「投降國民黨」，相反地，他是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後，國民黨政府曾派其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多次會談，時在莫斯科的潘漢年奉命參加了會談。後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潘回國與國民黨代表陳果夫、陳立夫正式洽談國共抗日合作事宜。潘漢年於1936年4月離開莫斯科回國，同國民黨代表聯繫後，秘密到達保安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意見，以及與國民黨當局取得聯繫的情況。不久，中共中央就決定派他為國共談判的正式代表，帶著中共中央致國民黨的信，去南京進行談判，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

　　在此期間，潘漢年與陳立夫、張沖等國民黨方面的代表經常聯繫國共談判事宜。他根據《八一宣言》、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電的精神，向國民黨有關人士提出了中共對時局發展的見解和國共談判的方針和條件，並介紹了自己的一般經歷。這些都是屬執行中央指示的正常的工作往來。他和中共中央關於談判情況來往的文電檔案都可證明，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是堅定地按照中央的談判方針行事的。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潘漢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此後的幾十年中，也沒有任何事實表明潘漢年有勾結國民黨、危害共產黨的行為。因此，所謂潘漢年「秘密投降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的罪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二，抗日戰爭時期，潘漢年與日、汪特務機關及其頭目有過來往，見過汪精衛，決不是「投靠日、汪」，而正是為了瞭解敵方意圖和動向，不計個人安危所表現的深入虎穴的過人膽識。他發揚了黨的情報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出色地完成了黨的特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央有關主管部門曾一再指示敵佔區的對敵隱蔽鬥爭的系統，需要派人打入敵偽組織，相機開展工作，瞭解日、汪、蔣之間的政治動向。爭取重要的情報來源。潘漢年堅決執行黨中央指示，千方百計利用各種社會關係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當時，潘漢年同日、汪特務機關和頭面人物之間的活動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從延安等地選調了一些幹部給潘。為了執行這些任務，他決定採取的一些特殊手段，也都是組織上允許的。潘漢年系統在抗戰時期的敵佔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隱蔽鬥爭，功績顯著。

　　經過他們機智勇敢的工作，成功地派人打入了敵偽重要的特務機關，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供延安決策時作參考，曾經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揚。他們利用各種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和上海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保證了地下黨組織的安全。他們在敵佔區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秘密聯繫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還通過合法掩護，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党幹部和領導人，安全撤至抗日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央派在香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一批同志和秘密電臺處境危險，潘漢年王動地報經中央同意後利用他的特殊關係，派人前往將他們全撤至內地，得以繼續工作。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和日、汪來往，是利用敵人、爭取各種機會完成黨交給他的特殊使命、而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他是「投靠日本特務機關」的「特務」、「內奸」。

　　根據複查材料證明，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的問題，是1943年在李士群的挾持下發生的。

　　潘漢年和汪偽特務頭目李士群建立情報工作關係，對李做策反工作，是潘漢年1939年離開延安時經中央社會部領導同意的，以利用李士群「留後路」的打算，爭取他做一些有利於抗戰的事，有限度地為我所用。由於李士群在敵偽中的地位和作用，為了慎重起見，潘還特地請示了中共中央領導人，並得到了同意。李士群在大革命時期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保衛機關工作過。1934年被捕後為中統特務機關工作。不久就投靠日本特務，在汪精衛叛國投敵後充當汪的得力助手。他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多一點政治投機資本，1939年李士群設法和中共聯繫。汪偽政權建立後，李炙手可熱，逐步受到重用，歷任汪偽警政部長、特工總部副主任、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省長等要職。對於李士群這一類關係，潘漢年採取的步驟是非常慎重的。1939年潘漢年就派人和李士群接觸，經過兩年的觀察和試探，1941年才親自和李士群見面。

　　有一次，李士群向潘引見了胡均鶴（胡當時任汪偽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指定胡為潘、李之間的聯絡。胡均鶴，大革命時期加入過中共，從事工人運動和共青團的領導工作。1932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被捕，叛變後投靠中統。但胡又是東北抗日聯軍司令之一趙尚志的妹夫，胡照顧了趙尚志父親的生活，並幫助過東北抗日聯軍在香港的電臺。抗戰初期，胡被江偽逮捕後就在李士群手下工作。1941年間，經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潘漢年同胡均鶴之間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