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沉冤昭雪英名永存

沉冤昭雪英名永存(1)

　　——王征明

　　高饒事件成了爆發點

　　1955年4月5目，我由上海市公安局調北京中央公安部工作剛好一年，因饒漱石、潘漢年、揚帆案件的株連，被公安部專案組逮捕。

　　正是這一天，我從《中國青年報》第一版看到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閉幕的消息，報道了高饒反黨聯盟中的高崗自殺，饒漱石被永遠開除黨籍。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長找我談話，要我徹底交代上海市公安局用特務等問題。我天真地以為一定是專案組不瞭解情況，弄錯了。這些事公安部領導同志都知道。1951年春，公安部領導巡視上海工作時，曾對上海市公安局在對敵隱蔽鬥爭中使用特務有過定評，認為有成績，也有缺點錯誤。而且他回北京給中央寫了報告，認為上海表示糾正的態度還好。事實上我們已作了糾正。1952年公安部領導還通過一個案例，當面批評我是否在工作中縮手縮腳了。

　　萬萬沒有想到，高饒反黨事件成了新的爆發點，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來，而且上綱上線，成了莫大的罪名。

　　在多日嚴厲的審訊之後，另外來了兩個40來歲的人，從其講話口氣判斷不是公安部的，其一說：「饒漱石、潘漢年負路線之責，揚帆是主謀，你是執行。」

　　是的，解放上海之初，「以特反特」作為對敵隱蔽鬥爭的策略和手段，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提出，經過市委會議認可的。其實，饒漱石這樣做，是有中共中央1943年文件指示根據的。

　　我被關押600天后，審訊員以一種特別的神情告訴我，已查明潘漢年是個「內奸」，揚帆是個「奸細」。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61年3月，我從報紙上看到政府特赦一批戰犯，溥儀、溥傑、杜聿明、王耀武及特務康澤等均被開釋，而我仍被久懸不結，氣得大口吐血，立時寫信給中央監察委員會據理力爭，但沒有下文。到五一節我又寫報告，翌日放我出來。關押了6年零1個月後，我被以執行「內奸」潘漢年、揚帆指示，「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免於起訴。

　　1963年得知潘漢年和夫人董慧亦獲釋，住在北京團河農場，半自由狀態。揚帆則因拒不認罪，仍在獄中。「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重被收監，長期關押達7年半，潘、揚更被「四人幫」重新判處重刑，受盡摧殘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遺憾的是潘漢年和董慧已先後在1977年4月、1979年2月與世長辭），這件歷時長達27年的共和國第一冤案，才算了結。

　　歷史是怎樣被顛倒的

　　上海解放初期，潘漢年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書記，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市委保衛委員會副書記、書記。在他直接領導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之後，我才同他有工作上的聯繫，但他的名字，我則敬仰已久。

　　記得1938年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當時我還是一個參軍不久的小青年。有位同志故意問我：「你知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駐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誰？」我目瞪口呆回答不出。他逗著我說；「潘漢年同志代表我們党同福建地方實力派陳銘樞和蔡廷鍇談判，實際上他相當於蘇維埃駐福建人民政府的『大使』呀！」

　　1943年。我在淮南解放區黃花塘軍部參加整風學習，潘漢年給華中局和軍部幹部作輔導報告。報告中引證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左傾機會主義給黨的事業所造成的嚴重損失，使大家深受啟發和教育。有一段時間，在晚飯後，我到黃花塘去，經常看到陳毅軍長和戴著金絲邊眼鏡的潘漢年一面在田野散步，一面熱烈交談。這些昔日美好的記憶，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9年5月，解放軍「挾全國勝利之餘威，軍臨上海」（陳毅同志壯語）。潘漢年任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副市長，日常事務千頭萬緒，可是他才華卓越，日理萬機，處理問題幹練，遇事沉著不亂，從容不迫，有條不紊，駕馭自如。在上海剛解放的那些日子裡，潘漢年同志始終指揮著我們度過一個個戰鬥的日日夜夜，領導著我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敵對勢力嘲笑我們「共產黨只能管農村，管不了城市」。尤其是這座東方著名的大城市。舊上海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統治的大本營。光特務組織就有軍統、中統、國防部二廳、蔣經國、陸京士和毛森等系統28個主要單位，特務分子累萬。此外，還有一大批反動黨團骨幹，盤根錯節的蔣幫餘孽和黑社會勢力。面對這樣複雜的情況，5月9日，揚帆傳達了華東局關於接管上海的方針政策，從而提高了我們的思想，澄清了一些不正確的認識。

　　華東局指示，要我們首先從思想上明確依靠誰，團結誰，向誰鬥爭這個根本性問題。指出進城以後，必須堅決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以便與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當，就要犯原則錯誤。其次，亦要看到上海的情況十分複雜，社會改造要逐步進行，一定要分辯是非輕重，穩步前進，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就要犯策略上的錯誤。

　　華東局還指出，我們解放城市是從外部打進去，群眾既會熱烈擁護我們，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準備又不夠，所以進城後對社會改造不能操之過急，以免使自己陷於孤立。因此，進城後先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消除反動派的殘餘勢力，安定人心，安定社會秩序，安定人民生活。（2）把國民黨的機構接收過來並且管理好。（3）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恢復交通運輸。

　　潘漢年同志是堅定地貫徹這些方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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