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與上海鎮反(2)

潘漢年與上海鎮反(2)

　　潘漢年副市長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對反革命分子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他要求司法機關按照人民群眾的意願，嚴懲9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檢察署副署長方行當即宣佈：將9名兇犯提請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全場群眾歡聲雷動。廣播電臺轉播了會議實況，280萬上海人民和80萬蘇南地區群眾收聽了大會實況。大會期間，1700多個單位63萬余人來信來電要求槍決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發控訴反革命分子的群眾來信。30日，市軍管會依據《懲治反革命條例》，將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別押赴刑場槍決。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處決後，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熱烈讚揚共產黨「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個身，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當該區8個惡霸被處決後，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淚交加，感激政府替他報了仇。東新村惡霸肖慕陶伏法後，普陀區千餘群眾自動集結到被內殺害的烈士墓前獻花，告慰英靈。

　　二、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堅決貫徹執行了黨的群眾路線。他在各種會上經常強調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多次反復指出，要使鎮反運動變成群眾自覺的行動，要運用各種宣傳工具進行宣傳。他批評一些政法幹部只會埋頭苦幹，不善於運用現實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眾、宣傳群眾，不善於更有效地貫徹執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針。他說，要分化瓦解敵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不發動群眾是不行的。他認為，過去我們是地下工作者，敵人在明處，我們在暗處。現在解放了，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敵人在暗處，我們在明處。因此，對敵鬥爭策略也必須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為了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充分發動群眾。他特別強調，要做好反革命家屬的教育和爭取工作。在上海，這部分人的數目很可觀，要發動他們起來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才能最大限度地打擊敵人。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上海公安機關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廣大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在鎮反高潮中，全市召開揭發控訴反革命罪行會議3200餘次，收到群眾檢舉信4萬余封。政法公安機關根據舉報線索，經過調查取證後，又逮捕懲辦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機關在爭取教育反革命家屬工作中，成績也非常顯著，絕大多數反革命家屬站到了人民群眾這一邊，起來揭發自己反革命親屬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屬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屬將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財物繳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槍枝彈藥，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三、在鎮反運動中，潘漢年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潘漢年經常告誡政法系統的幹部：肅清殘餘反革命，維護社會治安，不僅要靠政法保衛機關的強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發揮我黨政策與策略的作用，這是我們取得對敵鬥爭勝利的力量所在。在鎮反運動中，嚴肅與謹慎相結合的方針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一直貫徹於始終。潘漢年在一次工作會議上說過，對於有現行活動的特務，不管其有無反革命歷史都應根據罪證，依法從嚴懲辦，不能以為其沒有歷史反革命身份就寬縱，這是錯誤的。對於主犯、罪惡重大的、搞行動破壞的要從嚴懲辦，其中罪惡重大的應判處死刑。對於真誠悔改、自首立功的，應從寬處理。對於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嚴重殘疾，失去活動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關押。潘漢年十分強調實事求是。他經常對公安機關一些領導同志說，不管任務如何繁重，時間如何緊迫，一定要弄清情況，不能急躁。在殺人問題上，他同樣主張謹慎從事，那時，處決一個犯人，要經過六七道手續的嚴格審批。在鬥爭策略上，他堅持在穩、准基礎上的狠，對不同對象要講究區別對待的原則。有次鎮反工作會議上，一個負責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親屬是國民黨特務，應該逮捕審訊。潘漢年經過瞭解，聽取意見，發現案情基本失實，他與有關同志研究後，決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錯捕。潘漢年在對待來自敵人陣營的人的態度上是正確掌握黨的原則的，並無越軌行為。事實證明，給予一批「特務」、「反革命」立功贖罪機會以後，在當時對敵隱蔽鬥爭戰線上，確實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圖潛入大陸暗殺陳毅等黨政領導人的軍統特務劉全德，從臺灣專程經舟山來滬，沿途活動情況悉數為我掌握，劉全德進入上海還未來得及活動，就落進我們佈置的天羅地網。再如，曾是汪偽上海76號特工總部第二處處長胡均鶴，解放前夕，國民黨內調局對他佈置潛伏任務，要他留下來負責整個東南地區的特務活動，他見國民黨大勢已去，便尋找中共關係，投奔解放區，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潛伏特務名單，以求立功贖罪。起用這個人物，有關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並經上級同意。胡與情報委員會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機關先後提供了一千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從中捕獲四百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繳獲國民黨特務潛伏電臺八十餘部。應該說，潘漢年主張利用國民黨投誠人員，在原則上是必要的，正確的，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時除了對付特務等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外，對付流氓及其幫會勢力的任務也相當艱巨。為了減少其對社會危害，主要抓住、穩住大流氓幫會頭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懾力量外，還要靠正確的政策與策略。主管這方面工作的潘漢年，準確而有力地執行了有關的政策與策略，收到了預期的效果。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漢年就已經通過關係向黃金榮傳遞了信息，為此，黃金榮沒有逃到臺灣去，他為了表示悔過自新，將一些財產叫人列了一份清單交給中共上海地下黨。又將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幫會頭目的名單，搞了一份清單交給地下黨。他還告誡幫會中人不要參與國民黨反動派逃離前的大屠殺活動，對地下、黨能掩護就掩護，能支持就支持，要為自己留一條後路。上海解放後，黃金榮聽說潘副市長在一個會議上說過：黃金榮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靠山，他的門徒在上海幹了許多壞事。但是解放後他不走，也就是說他對祖國還有感情，對我們黨至少不抱敵意，他聲稱不問外事，那很好，我們不必要把「專政對象」的帽子加在他頭上，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黃金榮從心裡佩服共產黨人的氣量和胸懷，感激人民政府對他的寬大。鎮反期間，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匯報》上發表悔過書，除簡述自己的經歷與罪過外，保證遵守一切法令，並且號召他的門徒們主動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爭取寬大處理。這份悔過書對當時的鎮反運動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對於杜月笙這個著名的幫會頭子，潘漢年也費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爭取工作，以減少幫會流氓勢力對社會治安的滋擾。解放前，潘漢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過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關照手下門徒遵守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法令。

　　潘漢年在鎮反運動中不僅僅有依靠、爭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時還有嚴厲打擊堅決鎮壓的一面。潘漢年的指導思想非常明確：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對於那些破壞革命，嚴重危害社會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該殺的殺，該捕的捕；對於潛伏和派遣進來的特務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經發現，都採取了嚴厲的打擊措施；那些罪大惡極的惡霸，例如號稱「滬西半爿天」的惡霸柏文龍、「江北大亨」顧竹軒等，都被處以極刑；那些殘害愛國人士、革命先烈的劊子手，被堅決鎮壓。鎮反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鞏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權，使上海治安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大人民群眾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各行各業普遍地掀起了勞動生產熱潮。

　　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首頌詩：「唐宋元明清，盜匪未肅清。國民黨當道，特務大橫行。有了共產黨，鎮壓反革命。社會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憶當年，感慨萬分地說，上海鎮反運動的勝利與直接領導這一工作的潘漢年殫精竭慮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運動期間，他的工作千頭萬緒，運動的各個環節、步驟、計劃，他都要操心，許多重大問題都親自過問。事實證明，在鎮反中被鎮壓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證據確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罪大惡極的人。這批人被鎮壓後，人民拍手稱快，社會治安迅速好轉，上海人民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別先生在致陳毅和潘漢年的信中，高度讚揚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工作「寬猛相濟、彪炳蓋世」。

　　鎮反運動已經歷了40餘年歲月，時間和歷史進一步證實上海當時這場大張旗鼓的群眾性鎮反運動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漢年對於上海鎮反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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