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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對上海財經、統戰工作的貢獻(2)


  在調整勞資關係的同時,政府通過貸款、代紡、代織、代染和訂貨等措施,調整公私關係,許多廠商紛紛複業開工。當時有一家由金城銀行投資的紗廠,發生資金困難。潘漢年獲悉後,指示金融業要同生產事業相結合,並責成有關部門主動找他們商談,在公平合理原則下,使該廠問題及時獲得了解決。還有一位棉紡業大戶,解放初期從國外帶進一筆資金,恰巧遇到「二六」轟炸,這筆錢全部用罄,生產發生困難,結果也是在潘漢年親自關心下,通過貸款幫助他度過了困難。事後,這位工商業者說:「共產黨辦事乾脆,有肩胛。」

  還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轟炸後,引起上海市場物價很大的波動,市民紛紛排隊購買大米和煤球。儘管政府千方百計從外地調運大量物資來滬加強供應,平抑物價,但市場上的擠購現象仍很突出,特別是大米,在私商糧食代銷店門前排成長龍。那時,有位外國專家向我們工商局建議說,光靠私商代銷,還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國營零售牌價分配到市民手裡,米價也很難穩定,必須立即開設國營零售糧食商店。我們就把這建議向劉曉和潘漢年作了彙報,很快得到了批准。我們馬上行動起來,短短兩天之內,就在市內各區,特別是勞動人民聚居的地區,開設了50多家國營零售糧食店,敞開供應大米,緊張的排隊現象隨即消失,市場和人心也都穩定下來。我們還在主要地區開設合作社門市部,供應日用工業品。從此,上海人民那種長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嚴重威脅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當年潘漢年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堅決果斷決策的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潘漢年十分重視民主協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統一戰線性質的市協商委員會,在人民和政府之間發揮橋樑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屆三次代表會議,選舉成立了新的協商委員會,由陳毅任主席、潘漢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勞資、稅務、文教、一般等小組,在常委會領導下,經常集會討論,研究各項工作。潘漢年常常參加小組討論,直接聽取意見,並即席發言,對提出的問題分別作出解答或解釋,使到會同志都感到滿意。潘漢年一再說:「對政府提供建議和幫助,經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見,對各種重要工作及時協商,各部門負責人到會報告各項重要措施,並答覆所提問題,這樣使政府與人民之間、各界人士之間,經常氣息相通,交換意見。」1952年間,潘漢年根據1951年政務院秘書長會議精神,召開了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組成立大會。到會的有市府委員,各委、局、處、院、署、區政府負責人和在市府內工作的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專家、技術人員、人事部門幹部等二千餘人,交流機關內部統戰工作情況,反映問題,提出批評和意見。潘漢年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市府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受到了與會同志的熱烈歡迎。後來,他對機關統戰工作還作了重要批示:「政權中黨委及黨組應經常討論本單位的統戰情況,支部應將統戰工作列入經常議事日程之中」,並「要求政府首長應綜合本單位統戰情況,將成績:缺點,聯繫今後如何提高統戰認識,向黨外幹部作報告」。與此同時,潘漢年還切實妥善執行安排黨外民主人士的工作,並為擔任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配備秘書。他還囑咐政府有關部門及時向他們彙報請示,使這些擔任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職有權,盡職守責,發揮他們參政議政的作用,體現了在政權內部黨與非党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關係。

  潘漢年主張把統戰工作貫徹到各個部門,從政權部門到生產部門,都要做好這一工作。他說:凡是統戰政策思想貫徹好的部門,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會搞好。1951年6月舉辦了上海市土產交流展覽大會,潘漢年是大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他為展覽會親筆題詞,在預展時檢查了工作,並對我們說,如果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一切都很好,不過有一點,就是哪個館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讓大家來搞的就更好,哪個館專門由我們自己幹部搞的,就比較差。這就是統一戰線工作做得好壞的問題。

  潘漢年對我們的教育是比較深刻的。記得解放初期,他針對我們做工商統戰工作怕犯右傾錯誤、不敢大膽開展工作的思想,經常教育我們說,對於工商界同我們講的話,不能都聽,也不能不聽,而是聽了以後要分析,還要敢於向上反映,有的還要幫助他們解決。事實上,潘漢年在這方面是處處以身作則的。他耐心聽取意見,善於分析問題,敢於反映問題,也敢於幫助解決所反映的困難。「二六」轟炸以後,敵人繼續封鎖我們,致使上海在內外交流、城鄉互助兩方面都不能打開局面,上海財政經濟中潛伏的困難越來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喪失信心,索性停工關廠,一走了之;有的認為工商業困難是因為公債稅收任務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認為困難是國家要擴大公營,縮小甚至淘汰私營,提早實現共產主義而造成的。

  當時,潘漢年在個別交談時或在公開會議的場合,都—一進行批評和說服教育,他還從上海的歷史,分析了當時困難的根源、性質,並指出了方向。他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下的上海工商業,具有很大的依賴性、盲目性、投機性,表現在那些推銷高等洋貨的商店,瘋狂投機的金鈔證券市場,窮奢極欲的餐廳酒店、舞場妓館,鑽頭覓縫的經濟捐客、行商坐賈。上海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表現在商業多於工業,投機商多於正常商業,加工工業多於製造工業,等等。」在談到物價問題時說:解放前上海市場投機盛行。物價飛漲,是因為有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的軍政、特務、四大家族操縱市場,支持投機商人囤積居奇。現在這一因素不復存在,但是敵人封鎖尚在,全國範圍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投機商人還在興風作浪,穩定市場工作還是相當艱巨的。他認為當時上海正處於新舊經濟交替過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改造成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難,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來的困難。只要根據十六字方針和毛主席關於合理調整工商業的指示,是完全能夠克服困難,爭取好轉的。潘漢年的講話言簡意賅,條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說服力,使人們認清了困難的性質,增強了克服困難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漢年也鼓勵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況,不要怕別人講我們右傾。他說:「這是我們從事工商統戰工作人員的職責。」記得解放初期,在稅收工作中曾出現虛盈實稅、畸輕畸重等問題,工商界意見比較多。我們把當時的實際情況向潘漢年反映後,他就和許滌新兩人親自寫信向陳雲彙報。後來根據陳雲的指示,經過調查研究,同工商界協商了辦稅原則,決定分別大中小戶不同情況,把上海工商業戶分為幾種納稅方式,對於具有現代化會計制度、帳冊齊全的,自報查帳,依率計征;對於中小戶,一般能記帳的,進行民主評議;凡營業額較小、又無帳冊的,大體按自報平均營業額,定期納稅,從而保證了稅源、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達到了公私兩利的目的。

  潘漢年在統戰工作中,和非党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當時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說他右了。但他毫不動搖,始終堅持貫徹統戰政策,並對我們說:「將來你們會理解的。」

  潘漢年在解放前地下鬥爭時期和在掌握政權後,長期和黨外民主人士相處。幾十年來,這些民主人士雖歷經風浪,但仍能堅持跟黨走,他們中不少人後來還擔任了很重要的領導工作,這是同潘漢年的努力工作分不開的。這一事實既說明了黨的統戰政策的勝利,也記載了潘漢年同志對党的事業作出的貢獻。

  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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