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與鄧文儀談判概要

潘漢年與鄧文儀談判概要(1)

　　——楊奎松

　　①本文原載《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4期。原題為《1936年鄧文儀與王明、潘漢年談判經過及要點》。收入本書時以節了「說明」及「王明與鄧文儀談判記錄要點」部分，並改了題目。

　　談判之簡要經過

　　鄧文儀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於1935年12月21日從上海動身，乘俄輪抵海參崴，再坐火車於1936年1月3日抵達莫斯科。鄧文儀到莫斯科後，立即按照與蔣介石及陳立夫商量好的辦法，直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其代轉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明確表示希望與王明就國共兩黨關係問題進行秘密商談。但此信發出後一連幾天沒有回音。鄧隨後又找到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請其代為介紹，以便能與王明見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團得到消息，專門召開了小範圍的會議討論了是否同鄧文儀見面的問題。會上多數人對國民黨派代表來找共產黨接觸的目的表示懷疑，但仍舊同意與鄧見面以瞭解其真正動機。只是會議明確決定此事應由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潘漢年出面，王明應視潘接觸結果再考慮下一步見面的可能性。國共兩黨的莫斯科談判由此揭開帷幕。」

　　1月13日晚，潘漢年在胡秋原的寓所會見了鄧文儀，同他進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觸與談判。雙方這次談判並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但初步約定了3天后再談。根據潘漢年的記錄和彙報，王明分別向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負責情報及聯絡工作的書記處書記皮亞尼茨基報告了這一情況，同時再度召開代表團會議進行討論。在中共代表團的會議上，與會者就王明是否應該親自與鄧文儀接觸意見分歧，但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親自與鄧文儀接觸則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見。王明與鄧文儀之間的正式談判因此而成為事實。

　　1月17日，王明與鄧文儀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談判。在這次談判過程中，鄧文儀代表蔣介石明確提出了在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基礎上，實行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議，雙方並就中共代表團派代表前往南京與國民黨當局就此進行具體談判問題，達成了一致。但在1月18日的中共代表團會議上，多數與會者明確反對在南京政府所提條件下進行談判，要求王明務必堅持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所宣佈的關於「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目標。

　　因此，在1月22日舉行的第二次談判的過程中，王明對南京政府的所謂合作誠意明確表示了懷疑的態度。只是，考慮到鄧文儀宣稱蔣介石已經來電表示歡迎中共代表前往南京，王明仍舊同意安排中共代表前去談判。雙方確定，中共代表將和鄧文儀二起，於1月25日從莫斯科出發，前去南京。不料，第二天，即1月23日，鄧文儀找到王明，告訴他蔣介石又來了電報，要他立即前往柏林，去參加由李融清主持的中蘇軍事互助條約的談判，前往南京的計劃將要告吹。以後的談判多半仍要在莫斯科舉行，因為蔣介石希望國共雙方首先在莫斯科達成協議，然後再拿到國內去具體實行。因此，他估計李融清將參加在莫斯科的兩黨談判。26日，鄧文儀寫信給王明，說明他將於次日出發前往柏林，並再次保證他將同李融清一起回來與王明進行具體談判。但鄧文儀一會即再未露面。

　　事實上，鄧文儀並不瞭解，蔣介石這時已經改變了想法。早先，蔣介石想找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談判，是因為他於1935年12月19日從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嘴裡得知，蘇聯政府已經同意與南京政府締結軍事互助條約，同時他又瞭解到中共代表團在蘇聯放棄了籠統地反對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政策，開始提出建立全國範圍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蔣估計蘇聯政府已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決定支持他統一中國的努力，並正在迫使中共改變政策。據此，他立即派駐蘇武官鄧文儀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談判，同時秘密派陳立夫，化名李融情，攜俄文秘書張沖，化名江淮南，于鄧走後第三天，坐船去歐洲趕往柏林，準備在那裡直接與蘇聯交涉軍事合作問題。

　　但鄧、陳二人走後約一個月，蔣介石方才得知蘇聯政府並無支持他政治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的想法。在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與鮑格莫洛夫的談話中，蔣再三要求蘇聯政府在國共兩黨的衝突問題上表明立場，勸告蘇聯務必通過向中共施加壓力，支持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方式，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鮑格莫洛夫明確轉達蘇聯政府的意見說，蘇聯與中共毫無關係，解決兩黨衝突是中國內政，蘇聯政府絕不會充當調解人的角色。蔣介石反復勸說長達80分鐘，全無結果。至此，蔣不僅失去了借用蘇聯壓力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可能，而且對與蘇聯締結軍事聯盟心灰意冷。這是因為，如果蘇聯繼續暗中支持中共，一旦中日戰爭爆發，蘇聯軍隊依照條約進入中國，受其益者必是中共無疑。因此，蔣介石在1月23日突然致電鄧文儀，通知他立即停止談判。而後，蔣又致電正在柏林準備開始軍事談判的陳立夫，立即改變與蘇聯政府秘密談判的計劃，轉道歐洲回國。至此，不僅莫斯科國共兩黨談判告一段落，而且中蘇兩國締結秘密軍事條約的談判也胎死腹中。蔣改變計劃，再度決定不依靠蘇聯，首先在國內解決共產黨問題之後，再來與蘇聯談判條約問題。在莫斯科的國內兩黨初步接觸與秘密談判，即因此而中斷，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談判從此轉到國內去進行了。

　　1936年1月13日潘漢年與鄧文儀談話記錄要點①

　　①潘漢年與鄧文儀談話記錄要點見莫斯科俄羅斯當代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74，卷宗號276，第3—44頁。

　　潘；王明同志聽說你要找他談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救國問題，委託我先來瞭解一下，你找他談話，是以私人資格，還是正式代表南京政府？我們早在上海戰爭（原文如此，應為1933年）時，就公開宣佈願在三條件下與一切軍隊談判共同抗日救國問題，可惜除十九路軍曾與我們初步談判合作以外，南京、西南、四川等各方將領，都沒有作出積極反應。紅軍西征到雲南時朱、毛兩同志已經注意到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明顯企圖。雖然南京軍還在不斷進攻紅軍，朱、毛兩位領導人始終相信，聯合起來抗日救國的主張，一定會得到全國同胞的擁護。所以朱、毛臨時派我離開部隊，向各方表示我們抗日救國的主張。可借我到上海時，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已經佔領平津了。而蘇維埃中央政府與中共中央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救國的主張不僅沒有得到國民黨的響應，而且國民黨還不斷地逮捕和槍殺抗日救國的同胞，更加殘酷地進攻紅軍。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僅沒有可能向各方具體表示我們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抗日救國的主張，就連人身安全都毫無保證，不得不離開祖國。我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會見鄧先生，很想知道國民黨與南京政府在全國同胞一再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今天，到底有什麼表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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