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臣(2)

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功臣(2)

　　在我離開香港以後，鄒韜奮因為在上海受國民黨的壓迫，也到了香港籌辦《生活日報》。當時兩廣國民黨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抗日運動，想拿《生活日報》作為宣傳機關。我回到巴黎時接到韜奮的電報，要我趕快回香港，幫助籌辦報紙。潘漢年就要我去一複電，說是等我回到香港「擇吉開張」。5月初我們到了香港，《生活日報》才正式出版。以後報上沒有提兩廣的反蔣運動，而宣俠父同志也被調到北方去工作了（宣俠父同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早期的中共黨員，抗戰中在西安被國民黨特務殘酷殺害，成為烈士）。

　　回到香港以後，潘漢年同志對我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去幹吧。」當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已經在上海開過，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參加的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例如兩廣、十九路軍和馮玉祥等的代表，除主張抗日的愛國基督教徒外，很少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提的口號比較左，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起作用。潘漢年同志說服在香港的鄒韜奮、陶行知同志，由我幫助起草告全國同胞書這樣的文件。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相近，是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寫的，主張國民黨要停止內戰，共產黨要廢除蘇維埃和工農紅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文件由鄒韜奮、陶行知簽字後，再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要沈鈞儒、章乃器簽名，因為他們四個人都不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章乃器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

　　鄒韜奮去上海以後，沈鈞儒同意了簽名，但章乃器嫌文件過右，堅決主張修改，甚至連題目也改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文件也由章乃器署了頭名。這個修改後的文件雖然保留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論點，但對群眾的影響不大，在國民黨地區沒有一個報紙刊出，後來只是在《生活日報》上刊登。中共華北局大概是根據《生活日報》所載，轉送黨中央的。1936年8月間。以毛澤東同志名義，向章乃器等4人作了答覆。這個複文我在以前一直沒有看到。後來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在蘇州法院審問時，法官拿出一封毛澤東給章乃器等4人的覆信，作為救國會「勾結」共產黨的證據。直到最近，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同志找出這封毛主席署名的信來問我，我才知道毛主席當時是根據《八一宣言》的綱領來答覆的。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漢年同志見面的時間不多，一般是在飯館以及高級咖啡店裡。他時常到中國入不大去的外國咖啡店找一些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或特務頭子談話。有時邀我一起參加。故意對國民黨說我是救國會的，對中共有意見。他接觸比較多的是國民黨的張沖，此人懂俄文，當時是國民黨的組織部副部長。潘漢年同志常和我說：「國民黨內部有問題。有些叛黨出去的特務分子感到沒有出路，所以願意找到我，想和共產黨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產黨裡來。我們應當利用這些機會，做策反工作。」張沖後來擔任國民黨的秘密和談代表。潘漢年同志是受共產國際委託到國內和陳果夫、陳立夫談判停戰抗日。他給終沒有向我透露這個任務，雖然這些任務是黨中央知道的。

　　潘漢年同志這種對敵的隱蔽工作，對抗日統一戰線的促成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下半年他去了西安，見了當時已經和我黨有聯繫的張學良，後又去了陝北，向黨中央作了彙報，使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共產國際的反法西斯戰線逐步聯繫起來，由反蔣抗日走向逼蔣抗日，直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但和潘漢年同志的具體工作是分不開的。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就代表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駐蘇聯武官鄧文儀秘密會談。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黨中央正式任命他為代表，與南京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張沖等談判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問題。這些談判是秘密舉行的，他就住在宋子文家裡。宋是親美派，是傾向抗日的。潘漢年同志對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是無法取得勝利的。

　　「七七」抗戰開始以後，他在上海擔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但是主要仍然是進行隱蔽的對敵鬥爭和情報工作。已經有許多同志在這方面寫了回憶文章。我從1938年起離開上海，我的工作改由廖承志同志領導。1940年末我去新加坡主編日報，以後經過太平洋戰爭，流亡到蘇門答臘島，先後經過9年多才回到香港。1948年8月我和沈茲九是最早一批由香港進入解放區的。我們假充華僑商人，搭了英國船，開往南朝鮮的仁川登陸，然後轉道大連和山東的小口岸，才進入解放區的。這一隱蔽的路線也是由潘漢年同志親自佈置的。

　　上海解放以後，潘漢年同志任副市長和市委統一戰線部部長。1955年4月他作為上海代表團副團長來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盟主席沈鈞儒很久未見到他了，知道他來北京很高興。所以由我去約請他到沈老家午餐。這頓飯吃得很愉快。想不到隔了兩天，4月5日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主席陳毅同志突然宣佈，潘漢年被捕了。他接著說：「潘從事革命工作多年，在上海的人大代表們就有很多和他相識或有時來往的，請不要擔心。因為潘是因內奸問題被捕的。這個問題發生在1943年。在這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並沒有叛黨的嫌疑。」陳毅同志這話顯然懷疑所謂「內奸」是否正確。後來終於這樣判決了15年徒刑。到1963年，作為假釋。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收監。江青、康生一夥操縱下的中央專案辦公室並未發現新問題，決定將潘漢年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無期徒刑，並被遣送到湖南省勞動改造，直到1977年他病故。

　　「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那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這是毛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諷刺王明之流的關門主義的話。潘漢年同志不是關門主義者而是統一戰線的堅決支持者。他採取了不平凡的方式，為建立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為黨、為革命、為人民、為祖國，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獻出了自己的一生。

　　這一大錯案糾正了。潘漢年同志雖然已無法知道，但他的名譽恢復了，他將在革命歷史中永遠起教育作用：革命的道路不是筆直又筆直的。我們要統一戰線，不要關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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