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潘漢年在上海「八辦」

潘漢年在上海「八辦」

　　——朱志良

　　我於1931年在家鄉（江西省於都縣）參加紅軍，經過長征到達延安，在中央軍委機要科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先後兩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領導機關從事機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戰時期，我主要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機關當譯電員。

　　潘漢年當時是上海情報工作方面的重要負責人之一，李克農調去南京後，他擔任了「八辦」主任。「八辦」機關在多福裡時期，他每個星期都要來二三次，有緊急情報時，隨時都來處理。處理完電報後，便和李（李克農）、劉（劉少文）共同商討工作。在他們共商工作時，一般是潘漢年先聽聽李和劉談談情況。「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要掛塊牌子，是他們研究後設計製作的，後來因為上海形勢嚴重惡化未能掛出去。當時，中央電示小開（潘漢年化名），急需瞭解和掌握敵佔區、國統區的新情況及其他各方面的情報，在潘漢年的主持下，潘、李、劉共同研究後便分頭具體負責落實搜集工作，並由劉少文分別整理。對時間性強的重要情報』就用電報摘報中央；一般情報則由陸路轉送延安。潘漢年在多福裡沒有辦公室和辦公桌子。所有給中央的電報都是潘漢年親自起草以「小開」名義發出的，很少用李克農的名義發，更不用上海「八辦」名義發電報。

　　據我回憶，上海勺協」配合地下党開展蔣管區和敵佔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恢復和建立上海地方黨組織、發展黨員、擴大党的隊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爭取和團結了各個階層的愛國進步人士、愛國社會團體以及一些領袖人物和我黨合作抗戰；全面地宣傳了我黨我軍抗日戰爭的方針、政策和路線，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種書報、刊物，深入地宣傳我軍在敵後抗日遊擊戰爭中的戰果，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和投降派散佈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遊而不擊」的無恥讕言，擴大了黨的影響，堅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強了黨在淪陷區人民中的凝聚力；為八路軍輸送了大批軍需物資，也輸送了不少愛國進步人士、知識青年去延安學習和參加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建設；搜集了敵我友各個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情報，為黨中央的決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據。記得劉少文於1940年秋，在去延安彙報工作後返回上海時說，周副主席、黨中央對上海的情報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揚。這是對上海地下情報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上海，無論是在抗戰前夕、初期甚至是淪為「孤島」後，國外和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種人員無不經常地聚集在上海進行公開、半公開或秘密的活動，因而也一直是我黨我軍一個重要的情報基地。現經回憶，在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特別是在上海「八·一三」戰爭爆發後，中央指示上海要及時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包括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還有社會輿論和各界人士的思想動態等等。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徐強協同地下黨組織力量，互相配合，積極認真地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

　　在抗戰前夕，向中央反映了「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的情況以及上海廣大愛國民主人士營救和要求釋放「七君子」的情況等。抗日戰爭爆發後，向中央反映了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後先後派到中國的兵力及其番號、長官姓名、武器裝備、戰鬥力強弱、登陸地點和時間以及軍隊的部署等；國民黨調往淞滬前線和其他抗日前線的部隊情況；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進行秘密和談的情況，包括和談內容、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參加和談的名單等等；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對抗日戰爭所持態度，特別對美帝一面說支持中國抗日，一面又把舊鋼、鐵、銅等金屬資源運往日本，以及他們企圖和日本在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劃分勢力範圍，以壓服中國對日妥協媾和的情報；上海重要的金融、棉紗、股票等市場變化情況；上海各界、各階層著名愛國人士和領袖人物等的思想動態、重要言行，特別是對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種反應；上海廣大人民和各抗日救亡團體的活動情況等等。這些，都為黨中央的正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記得曾經有這樣一回事：我們將蔣、汪、何和英、美、法同日寇勾結，秘密和談的陰謀活動報中央後，中央就以新華社電訊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揭露。當時潘漢年笑謂劉少文：這則電訊很重要，使蔣、美、英、法、日都十分吃驚和恐慌。尤其日寇更加惱火，抱怨這樣的秘密勾當怎麼會這樣快地洩露出去！敵人的一次重大的誘降和談陰謀活動就此宣告破產。

　　上海淪陷後，黨中央對在上海工作的同志和宋慶齡等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關心。至少來了兩三次電報要求凡已暴露了的同志和愛國民主人士、左派人士、文化界人士等應轉移去香港、內地或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潘漢年接到電報，以「八辦」負責人身份，向上述人士轉達黨中央的關懷，並作精心安排，圓滿地完成了對上述人士安全轉移的任務。而後複電中央說自己還沒有完全暴露，還可以留下來做一些工作；宋慶齡自己也表示還可以留下來做一點工作。後來，在黨中央再三催促下，宋慶齡先去香港，潘後走。

　　我還記得，在抗戰爆發後，我們利用自己的優勢和條件，在很短時間內，發動組織了各種救亡活動，成立了不少救亡團體，動員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團體的人員去皖南地區參加抗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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