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風雨話當年(2)

風雨話當年(2)

　　二

　　潘漢年小我4歲。這次見面，經廖承志介紹，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敵區加強隱蔽戰線工作的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老同志。經過交談，我為他的淵博知識、瀟灑風度所折服。在他領導下十幾年，我們不僅是上下級，還成了知交知遇。我認為他才智過人，膽識超群，確是我黨隱蔽戰線上不可多得的將才。

　　潘漢年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組織才能，他在完成事關全域的重大政治任務時，多謀善斷，指揮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從新四軍軍部來到上海，找我商議要起用我的一個知交任庵去充當周佛海同國民黨某戰區司令長官之間的中介人，以加強瞭解蔣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

　　我們著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的歷史和現狀。周佛海雖然在中共建黨時參加過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國後即已叛黨。在黃埔軍校教學時，和蔣介石結緣。1927年，他發表《逃出赤都武漢》，為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張目，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以後又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等職，為國民黨培養軍事骨幹。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畢露時，他反對武裝抗日，公開鼓吹漢奸理論。

　　1938年12月隨汪精衛投敵。在汪偽政府裡充任「行政院副院長」、「軍委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長」、「上海市市長」等要職，是僅次於汪精衛、陳公博的實力人物。潘漢年認為，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5年，但蔣介石從未放棄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人民的持久抗戰，必然要和蔣介石政府勾結。周佛海既是蔣介石的親信，自然就成為溝通日蔣關係的最佳人選。周佛海的出走投敵，以及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駐在周的南京寓所，看來都得到蔣介石的默許。至於那位司令長官，對和日本人做買賣的關心超過對日作戰的熱情。他早想物色一個駐滬代表，與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筆財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長官早就相識而且雙方都信得過的黨外人士。潘漢年說：我們最欣賞任庵的，「是他對祖國、對人民的忠心耿耿」。

　　經過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們打入了汪、蔣的心臟。任庵不但親赴內地得到這位司令長官的「召見」，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離滬期間，還介紹我和周佛海見面，說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託。這樣，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婦常常宴請我們。我們從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報，供中共中央決策時參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們幾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動態。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蔣介石的絕密指示：「特任周佛海為京滬保安副總司令」，命令周收編、整編京滬各地偽軍，以備後用。我將這個電報內容上報潘漢年。延安得到這個電報內容後，中共中央即在報上公開揭露蔣、日、汪的勾結陰謀，使蔣方大為震驚。

　　歷史已經證明，潘漢年當時的精闢分析，果斷決策，具體部署和啟用人才都是正確的，有效的，對黨的情護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潘漢年作為上海、華南敵佔區隱蔽戰線的領導人，除了完成深入瞭解敵、友政治動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戰略情報，開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等重大任務外，還要完成很多看似簡單，但卻艱險異常的具體工作。我作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這些突擊性的任務。譬如1948年初冬，他佈置我帶著周恩來致宋慶齡的親筆信從香港到上海送交。內容大致是：全國解放在即，獨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黨深感不安，茲派人專程來滬，負責護送先生離滬赴港等等。對於完成這一任務的細節與可能遇到的問題，潘漢年都預為設計，詳細介紹，反復交代，要求保證宋慶齡先生的絕對安全。因為那時她已在軍統特務的日夜監視下，連出大門都涉及安全與否。

　　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務，並且取到宋慶齡複周恩來的英文手書回港覆命。但是，宋慶齡認為出大門沒有把握，一動不如一靜，擬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國民黨空軍飛行中隊長劉善本反對內戰，駕機起義飛往延安以後，潘漢年接到中共中央來電，要求派人找到劉的家屬，傳達劉善本安抵延安、情況良好的信息，向家屬表示黨中央的親切慰問；並和家屬一道研究如何出險離滬的安排。那時，特務正住在劉家監視，派人去送信，猶如自投虎口，艱難危險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漢年鄭重考慮。當他決定將任務交我完成時，離開他規定的向他彙報的時間只有7、8個小時，過了這一規定時間，意味著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須另作安排了。對於技術上的問題，他認為由我自己設計會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適用，並不事事干涉。

　　於是我用了上海《時事新報》駐蘇州特派記者「張庭堅」的化名，闖到狄思威路（今保陽路）麥加裡1號劉家去「採訪」。我一闖進去，正巧碰到劉善本夫人在樓梯口。不待特務們圍過來，我馬上將黨中央電報中要傳達的話低聲告訴她。當特務們包圍我以後，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後臺），並且將名片遞給他們看。我還一本正經地向那些特務「採訪新聞」，因為他們自稱是「空軍司令部派來照顧劉的家屬的」。他們當然不會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軍司令部去瞭解；並且派了個小特務坐到我的汽車裡來陪同前往。幸虧司機機靈配合，他向上車的小特務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著猛力一推，將小特務推出車外，車子馬上開動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時彙報。

　　我在潘漢年領導下10多年，在完成許多機密的、危險的、艱難的任務過程中，潘漢年總是忠實地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並針對不同的對象和工作特點，創造性地進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謀，老謀深算，是在他領導下的同志一致公認的。同時，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當，給下級以充分的信任和發揮才能的餘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內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於眾。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病期間，從醫院被直接押送牢房，從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後，我想不通天卞哪有這樣一個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的「內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當初我為什麼要反蔣、刺蔣？抗戰勝利後，我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將日本軍方倉庫中的一批炸藥與194挺新機搶運到新四軍軍部去？我為什麼要竊取蔣介石國防部保管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中國軍用地圖送到香港，由潘漢年轉交華南分局？而潘漢年如是『』內奸」，為什麼不顧對我的五道通緝令，不要10萬大洋的懸賞，而與我並肩戰鬥10多年？但我又不能懷疑組織，不能懷疑黨中央的決定。「是組織對還是潘漢年對？」

　　被捕期間，我的心境一直處於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過是非，並且不得不思索潘漢年佈置工作中的細微末節，違心地責備潘漢年當「內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一批人。思前想後，無以解悟。直到黨中央給潘漢年平反昭雪後，公安部又對我的冤案作了複查，並重新作了結論：「華克之同志建國前在潘漢年領導下，在敵後屢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績的，對党的事業卓有貢獻。潘漢年同志冤案發生後，認定華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錯誤的，應予平反，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這時，我才從思想困境中解脫出來。我衷心感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認為這是一個對歷史負責，也是對潘漢年同志負責的結論。

　　三

　　潘漢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經10多年了。我們懷念潘漢年，同時也懷念那些受「潘案」株連，歷盡坎坷，而又過早離世的同志們。其中不僅有黨員幹部，也有一批對黨作出重要貢獻的黨外人士，他們多是當時有相當社會地位的進步人士，他們不為名，不圖利，甘願投身于共產黨領導的隱蔽鬥爭，將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而潘漢年的情報系統信任和使用他們，是依靠黨的正確政治主張和政策，依靠共產黨員的品格和犧牲精神，依靠共產黨員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連的，無論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現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說明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傳統和負責精神。潘漢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給董慧的一首詩中，喊出了和著血淚的心聲：「翹首望雲天，何日見清明？」這一天畢竟是盼到了。撫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漢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績將載入青史，令人永遠垂念；我們這些倖存者也正在欣慰地為祖國改革開放的大業一如既往地略盡微薄之力。

　　（沈憶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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