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憶潘漢年二三事

憶潘漢年二三事

　　——徐雪寒

　　①本文原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收入本書時，作者作了修改、補充。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之後，我第一次見到潘漢年同志。那時馮玉祥將軍被任命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的戰事，他通過王昆侖同志，要求沈鈞儒先生在全國各界救國會內選派幹部去幫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於我曾長期在全救會工作，所以黨派我去執行這個任務。臨行前，漢年同志約我在錢俊瑞同志家裡談話，關照我在工作上應注意哪些問題。我問到如何同組織保持聯繫時，他分析了蔣馮之間的關係，說蔣介石此次之所以對馮有此任命，無非想利用盤踞山東的韓複榘是他的舊部，便於解決韓複榘對抗戰的曖昧態度。漢年估計很難達到目的，難安於位，所以他決定我的關係還是保存在俊瑞那裡。並說，只要馮能站住腳跟，組織上一定派人來同我聯繫。這次談話就這樣簡短明確地解決了。後來事態發展果然不出他所預料，我只去了兩個月就回來了。

　　在這以後，我和漢年同志一直沒有什麼聯繫。直到1943年我到位於蘇皖邊區盯胎縣境內的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時，才重新遇見他。原來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黨中央考慮到劉曉、劉長勝、潘漢年等同志的安全，命令他們撤退到蘇皖邊區的淮南根據地。軍部、華中局遷來後，劉曉、劉長勝和潘漢年同志分別擔任過城市工作部部長、聯絡部部長。一天，漢年同志突然把我找去，告訴我周恩來同志已有電報，把我的組織關係轉到華中局，華中局已決定把我分配到聯絡部工作。當時，黨內的風氣，對黨的工作分配是不講什麼價錢的，我也就同意了。

　　從1943年到1944年冬漢年同志去延安參加「七大」止，在這一年多時間裡，漢年同志不曾離開過根據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關係，和他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的幾位負責同志接洽工作。大約每20天左右，交通員去上海取回資料，由我負責審閱，經過分析、研究、提煉和歸納後，擬成若干份報中央或通報所屬各師的電文，由他審閱後提請華中局領導簽發。對於這些，他一般都是認可的。他用幹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對我，對其他兩位同志，都不以部屬相待，可以說對下級是寬厚的同志式的態度。尤其難得的是，他對於犯了某些錯誤的同志所採取的公正態度。

　　當時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偽政府中東北軍人的工作。那時（約1944年夏），漢年同志在上海領導的單位發現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時舉止失措，對黨交給的任務執行不力，擔心他會被敵人欺騙，要求漢年同志及時作出決定。漢年同志對我說，這位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同志培養教育出來的，過去工作不差，決不致投敵叛變，但如果組織上不及時給予幫助，也許會被敵人欺騙而上當。漢年同志要我趁巡視上海單位之便，設法動員這位同志去根據地，以解除上海組織的後顧之憂。我知道這個任務是相當重要的，但相信漢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夠說服這位同志服從組織決定，所以就一口答應了。

　　到了上海處理完組織內部的事務後，我便單槍匹馬地找到了這位同志。當時，我看到他確實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訴他，漢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關心他，希望他到根據地去學習。我的話並不多，但態度直率，完全信任他。這位關東大漢非常爽快，一口答應，別妻離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給漢年同志。漢年同志同這位同志細細談了兩天，便送他去整風班學習了。漢年同志告訴我，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後事實證明，這位同志繼續為黨做了有益的工作。漢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幹部，馳騁在敵人的心臟裡，為黨作出重大貢獻，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誠地對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書店上海辦事處全部機構因汪偽特務混入而被徹底破壞。被捕人員中有一位和潘部有關係，而和此人聯繫的就是漢年同志的愛人董慧同志（漢年同志進根據地，她仍在潘所領導的上海組織內工作）。消息傳來，令人憂慮，因為萬一敵人跟蹤發現了董慧的線索，勢將危及上海的有關組織。為此，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還、要通過可靠的社會關係，推動一個大的文化漢奸出面營救。漢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這個文化漢奸的經歷告訴了我，並告訴我如何去同這個漢奸談判，說些什麼話打動他，並要我直認不諱地說明自己是新四軍派來的，這樣他反而會買帳，願意出面營救。

　　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詳地對我說，她是安全的，沒有受到驚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關係割斷。這就使我放心了。然後由我的那個社會關係，邀約那個文化漢奸在他家中見面。果然不出漢年同志所料，當我向他說明自己的身份後，他便肅然起敬。等到我根據漢年同志的教導，曉以民族大義，入情入理地勸他出面營救被捕人員，早日了卻此案，為祖國、人民和朋友立功時，這個漢奸表示一定負責出面營救。其後這個案子就較快地結案，全部人員獲釋。由此可見漢年同志的確是料事如神，而這是建立在他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情況的基礎之上的。

　　在黨內鬥爭中，漢年講原則，實事求是，不隨波逐流。在淮南根據地時，饒漱石利用整風機會，搞小動作打擊和排擠陳毅。漢年對此表示了不滿，也受到打擊，饒漱石還告到中央。這些事，我聽到一些，但他從未對我說起過。審幹整風中，揚帆受到延安「搶救運動」波及，被加上「特務」的罪名而被捕，從鹽阜區押送到軍部來，還給他加了腳鐐。漢年是饒漱石指定的審查小組成員，他曾與我談過此事。我說我在救國會時就認識揚帆，他絕不可能是特務，也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他是特務。給他帶上腳鐐就更不應該，革命隊伍內部這樣搞法是不對的。漢年同意我的看法。他與揚帆並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他在審查工作中實事求是，公正處理，不作任何違心之事。最後揚帆冤案得以正式糾正，漢年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電令漢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訴我，由劉長勝同志臨時兼代聯絡部部長，要我多出點力，幫助管好部裡工作。因為我本來早已在華中局政策研究小組裡兼任研究根據地財經工作，組長是馮定同志，這部分工作歸曾山同志領導。接著，漢年同志跟著華中局交通員往西北方向出發，準備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車，直奔北平，轉入晉察冀根據地去延安。20來天過去了，我們都以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華中局領導人突然找我去，說中央來電，晉察冀派出的交通員，到北平的旅館找不到潘，已經離開了。想來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點跟新派的交通員走，直接到晉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戀上海。

　　我到上海，在一個豪華的公寓住宅裡，找到了漢年同志。我向他說明來意，並說：「你好大膽，不怕怪你自由行動？」漢年同志微微笑著說：「講定10天內晉察冀派交通員來接我，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在北平舉目無親，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黨幫助，也沒有社會關係掩護，老住在旅館裡，豈不暴露在敵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這裡，我是如魚得水，最安全不過了。」最後，他根據新交通員約定的地點，和新交通員見了面，並順利地到達延安，參加了黨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經濟工作，與漢年不是一個系統，但也有一些聯繫，有時談談話，交換意見。我知道他工作範圍比較廣泛，情報、統戰、經濟等方面工作都有聯繫。他還曾要求我捐一筆錢給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先生，支持他們的活動。我也樂於照辦了。

　　我在情報部門工作時間不長，但對漢年印象深刻。我覺得他很有才華，無論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統戰工作、情報工作等，都有突出貢獻。

　　漢年同志在對敵隱蔽鬥爭這一特殊領域裡，機智勇敢，才華橫溢，善於掌握出奇制勝的鬥爭藝術；他對幹部瞭解、信任，並善於發揮幹部積極性、主動性的領導方法；以及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對党無限忠誠，堅貞不渝。這些美德永遠值得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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