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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傳略(8)


  潘漢年身體力行,利用自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同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建立起來的友誼,經常同他們廣泛深入地交換意見,積極主動地聽取意見,耐心誠懇地做解釋說服工作。由於潘漢年政治水平高,統戰工作經驗豐富,加之博學多才,分析問題中肯實在,又平易近人,善於結交黨內外各種朋友,因此,在香港的上層人士都願意找他談心。夏衍說過:「1948年冬,大局已定,蔣介石政府眼看徹底垮臺了,於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國人)又蜂擁地要來向我們摸底,拉關係。大人物不必說了,連在內地有點工廠和房產的人,也要來瞭解共產黨的政策。給他們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見人,見人,則最好是見潘漢年。」由此可見,潘漢年當時在香港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

  為了進一步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從1947年起,中共香港分局開始與民主黨派領導人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每週開一次,邊聚餐邊座談,由香港分局的領導同志和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每次座談會都有中心議題,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融洽無間。潘漢年是座談會的主講人之一,由於他言談舉止溫文爾雅,寓宣傳於談笑之間,很受歡迎。

  潘漢年在香港的工作非常緊張。夏衍曾經說過:「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4年或者5年的工作。」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潘漢年還時刻關心著党的思想建設和幹部教育工作。為了使在香港工作的同志瞭解國際國內形勢,不斷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從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他在香港先後向黨員幹部作了8次報告,內容涵蓋黨的歷史和党的建設、統一戰線工作和國際國內形勢等問題。

  潘漢年對在香港工作的黨內同志和黨外進步人士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關心。儘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惦記著黨內外同志和朋友的家庭生活,每逢他們遇到困難,總會及時得到潘漢年的關心和幫助。對此,許多老同志至今記憶猶新。潘漢年就是通過深入細緻的工作,充分發揮黨內外同志的作用,為黨的事業服務。正如他自己所說,別人說我有鬼斧神功,其實做統戰工作的根本在於發動群眾,依靠群眾。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對京、滬一帶控制極嚴,在這些地區無法召開大規模的會議,更無法辦幹部訓練班,中共上海局就只好設法在香港建立機關,開辦京滬高級幹部訓練班,總結國民黨統治區域黨的工作經驗,培訓党的幹部。訓練班先後開辦了12期。潘漢年給予很多幫助。此外,上海黨組織很多不易辦的事,也多半轉移到香港,由潘漢年協助辦理。

  隨著中國革命進程的不斷加快,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分裂。許多人越來越看清了蔣家王朝已到了窮途末路,逃脫不了最終覆滅的歷史命運。因此,紛紛開始尋求新的出路。這種情況給黨的各條戰線包括隱蔽戰線提出了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抓住時機,抓緊做好國民黨營壘人員的策反工作,努力爭取團結更多的人擺脫反動統治的羈絆,轉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潘漢年領導的情報部門在開展這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例如:1948年冬,潘漢年對盧漢、龍雲做了大量工作,結果使盧漢棄暗投明,宣佈起義。又如積極參與策動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負責人舉行起義,使該委員會系統的大批技術人員、美援資財、檔案完整地移交給人民政府,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一大批技術人才和物資。潘漢年還成功地參與領導了國民黨的中國、中央兩個航空公司香港員工起義的初期準備工作,配合上海地下黨組織爭取到海關的一些高級人員留下來為新中國的海關事業服務。

  新中國成立前夕,潘漢年和中共華南分局的同志根據黨中央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和指示,承擔了為新政協的召開做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的重要任務。他們及時向當時轉移到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通報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並廣泛深入地和他們交換意見,討論研究召開新政協的有關問題,通過他們和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密切聯繫和磋商,及時溝通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在召開新政協問題上的意見,為黨中央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和新政協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8年7、8月間,潘漢年等開始組織護送在港民主人士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方面警戒森嚴,極力破壞我方活動,阻撓民主人士北上。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潘漢年指揮若定,調動各方面的力量,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妥善地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離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從1948年8月至1949年3月,先後送走了20余批民主人士,總數達350人以上,沒有一次失誤,為人民政協的順利召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49年4月28日,遵照黨中央電令,潘漢年和夏衍、許滌新離開香港,趕到北平,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們在北平先後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親切接見。

  5月16日,潘漢年一行乘火車南下,5月23日傍晚到達丹陽,先後向陳毅、饒漱石、曾山等彙報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所作的指示。隨後,他們便隨解放軍向上海進發,迎接上海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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