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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魂——記潘漢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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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鏡我等人發現了這個後生,邀請他參加創造社出版部工作。1926年4月,由他提議並主編的《A11》週刊出版,發刊詞和第一期編後記就出自潘漢年之手。 說起這個《A11》週刊得名的由來,還有一段值得紀念的情節。原來,上海閘北寶山路上有個「三德裡」。「五卅」運動以後不久,創造社出版部就設在三德裡A11號。在這個機關裡有幾個小夥計,他們是:周全平、柯仲平、葉靈鳳、潘漢年、周毓英等人。這些風華正茂的青年人既當編輯,也管門市部的買賣。校對、捆書、打包、跑郵局、招呼客人,什麼都幹,「小夥計」由此得名。 後來,潘漢年又和葉靈鳳合夥辦了個小小的半月刊《幻洲》,這本46開本的刊物分兩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藝作品,葉靈鳳負責編輯;下半部叫「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刊雜文。潘與葉兩人合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樓上,這裡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編輯部。霞飛路當時已相當熱鬧,所以他們住處的窗外車聲不絕於耳,因此,潘漢年戲稱這個房間叫「聽車樓」。於是有些文章就以「聽車樓主」的筆名發表。說起筆名,除前面提到過的「水番三郎」外,我們知道的就有「潑皮」、「嚴靈」、「汗牛」等五六個。那麼,他何以不斷更換筆名呢?除了鬥爭的需要外,還因為他的多產。有時,半部《幻洲》的雜文他一個人包了。他擅長諷刺,嬉笑怒駡皆成文章,罵吳稚暉,罵左舜生,攻胡適,罵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愛看。潘漢年的雜文一掃當時無聊文人的頹廢氣氛,反對「為文學而文學」的虛無主義思想,在當時的文學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由於以後潘漢年主要從事在特定環境下嚴酷的政治鬥爭,文學創作已無暇顧及,除以後在1928年還出過一本名為《離婚》的小說集以外,沒有其它單行本問世。應該承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國民黨文化「圍剿」時期代表党對左翼文化界的領導卻成績卓著,功不可沒,令人遺憾的是,現代文學史著述中往往無視潘漢年的輝煌勞績。 「小開」主持「文委」 1927年初,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範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六軍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請潘漢年去南昌擔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兼政治部宣傳科長。《革命軍日報》是一份軍隊報紙,潘漢年接手後,辦得嚴肅而富有生氣。隨著北伐形勢的發展,二個月後,潘漢年奉命率領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就發生了。在緊張的氣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漢總政治部報到,被分配在總政宣傳部宣傳科工作。武漢「分共」①後,他先隨郭沫若等到九江張發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義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張部,到上海向黨中央報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經過這大半年革命鬥爭的洗禮,潘漢年重返滬上時已相當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李富春,在南昌時就相當欣賞潘的才華,決定調潘擔任上海文化工作黨組的書記(這年冬天,這個組織改屬黨中央宣傳部領導。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員會,潘出任書記)。他的任務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組織起來,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與此同時,也要解決左翼文化人內部的教條主義、關門主義傾向。潘漢年不愧是組織工作的幹才,當時上海的文化界何等複雜,他自己20剛過,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氣,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縝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內,「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乃至「劇聯」等組織,相繼成立,開展活動。他作為「左翼文化總同盟」的中共黨組書記統一領導這些社團,儼然帥才。後來,這些組織還發展到天津、北平、廣州、成都等地。在艱難的歲月中,能夠組織起這樣多的革命文化團體,實在是驚人的創舉。 大革命前,他只是個初露頭角的小夥計,此時,他已能自如地周旋於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間,自信地開展工作了。由於工作需要,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不知哪個人給他取了個「小開」的代號,此後,同志們當面和背後,都稱他「小開」。年輕的「小開」,領導人才薈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開創了30年代初上海灘進步文化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段歷史實在很值得回味。 潘漢年的工作千頭萬緒,但他還是能騰出手來和葉靈鳳合編《現代小說》月刊,他還經由現代書局、聯合書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許多著作。其時,也還沒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漢年主持「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工作,魯迅也作為這一統一戰線組織的發起人參加工作。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必須強調的是,魯迅對於潘漢年曾不無誤解,把他看作是「唇紅齒白」的「洋場惡少」。站在創造社的立場,潘也曾感到魯迅不無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門戶之見。他深入地做了創造社、太陽社朋友們的工作,引導他們尊重魯迅,與原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合作,又與魯迅懇談,取得魯迅的充分信任,這才使「左聯」的成立成為可能。因此,「左聯」在北四川路中華藝術大學的一個教室裡成立的時候,潘漢年代表黨中央發言,而後魯迅發表了他那著名的講話,大家相繼致詞,氣氛極為融洽,這是和潘漢年在會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馮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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