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38)_學達書庫

三八

　　潘漢年、胡愈之將上述考慮告訴了鄒韜奮，鄒韜奮深表贊同。幾天之後，《生活日報》在香港正式出版。以後該報果然未提及兩廣的反蔣運動，並按照《八一宣言》的口徑，大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為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作出了一份貢獻。

　　與過去有所不同，潘漢年此次回國，不僅負有特殊的使命，還大大拓寬了他的活動範圍：從文學的圈子擴大到了民主黨派的核心領導層。尤其是救國會的工作，為他接觸更廣泛的上流社會人士打下了基礎。

　　救國會全稱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誕生的。從1935年冬至1936年初，上海先後成立了由沈鈞儒、史良、鬍子嬰、陳波兒等發動的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由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時、史良等發起的文化界救國會；由周新民、潘大逵發動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1936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繼續向華北增兵，華北五省名存實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成立一個全國統一的救國聯合陣線，以便將全國各地救國力量團結起來，統一步調，更有成效地從事救國運動，推動各黨派的聯合。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策劃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少數中共地下黨員和國民黨反蔣實力派的代表。

　　但是，當時救國會所提的口號比較激烈，不僅對蔣介石不起作用，也不利於國民黨內各派參加抗日。為此，潘漢年向在港的鄒韜奮、陶行知做說服工作，並讓胡愈之為救國會起草一個文件：《告全國同胞書》，這個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調子接近。文件由鄒韜奮、陶行知簽字後，由鄒韜奮親自去上海徵求沈鈞儒、章乃器等人意見。沈鈞儒同意在文件上簽名，章乃器嫌文件內容「太右」，後經他作了部分修改，以《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為題，由沈、章、鄒、陶4人聯合署名，在《生活日報》上刊出。這個文件分析了自「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重大變化，重申救亡陣線的立場是「不躲避，不退卻，不放棄立場，不動搖意志，一直到中華民族解放運動達到完全勝利的一天」。同時要求國民黨政府馬上做到：「第一，停止對西南軍事活動；第二，和紅軍停戰議和，共同抗日；第三，開放抗日言論自由和救國運動自由。」這一文件後來被轉送到中共中央，已經到達陝北的毛澤東看後十分高興，他親自給沈鈞儒等4人寫信，信上說，「這些文件引起了我們極大的同情和滿意」，並表示「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與你們合作，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政派的組織或個人合作」，「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在香港期間，潘漢年還會見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上層人物。為了獲悉兩廣醞釀的反蔣內幕，他通過關係約見了李宗仁以及桂系駐港代表王公度、劉仲容等人；他又通過當年與十九路軍談判時所安插的老情報關係梅龔彬，會見了十九路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一方面，潘漢年向他們宣傳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另一方面，同他們聯絡感情，共商抗日救國大計。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在港期間潘漢年通過柯麟的關係，會見了北伐名將葉挺。葉挺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先後參加北伐戰爭、八一南昌起義、廣州起義。1928年春出國避難，漂泊歐洲。1932年秋回國後居住澳門，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失敗後應邀擔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軍委委員，常到香港聯絡國民黨軍隊中的反蔣抗日將領。由於長期與中共脫離了關係，葉挺尋找黨組織的心情越來越迫切。正在這時，潘漢年來到了香港。

　　5月的一天，在香港彌敦飯店，潘漢年約見了葉挺。潘依據《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訴葉挺：中共將由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旨在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希望葉挺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不僅在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還要在兩廣和其他實力派中做一些將領的工作，促成團結抗日局面的早日實現。葉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治主張，並愉快地接受了潘漢年的建議。

　　這次會見，對葉挺的人生旅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人認為，「正是有了這次會面，才有了後來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的事情」。

　　在這一時期，胡愈之是在潘漢年直接領導下工作的。這位比潘年長10歲的黨內學者，對潘的領導作風和才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他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有了切身的感受，他在回憶中寫道：

　　「在香港和上海，我和潘漢年見面的時間不多，一般是在飯館以及高級咖啡店裡。他時常到中國人不大去的外國咖啡店裡找一些國民黨的重要人物或特務頭子談話。有時邀我一起參加。故意對國民黨說我是救國會的，對中共有意見。」

　　出入於高級飯館，往來於高級咖啡店，一身西裝革履，口叼香煙，當時黨內許多同志還不瞭解，甚至產生誤會，但這可是工作的需要呵！也是對敵鬥爭的一種策略和必要的手段。為了便於胡愈之今後開展工作，潘漢年故意說他對共產黨有意見，用這種方法幫助胡隱瞞身份，足見潘漢年的機智和對同志的一片苦心了。

　　當然，潘漢年對自己的下屬又是十分信任的。他到香港後，就對胡愈之說：「以後你只管救國會的事，別的不要管，有什麼問題來找我。沒有問題你就自己去幹吧。」但是對於不該讓下級知道的事，比如繼續與國民黨談判一事，他還是守口如瓶的。對此，胡愈之事後追述：

　　「他（當時）接觸比較多的是國民黨的張沖，此人懂俄文，當時是國民黨的組織部副部長。潘漢年同志常和我說：「國民黨內部有問題。有些叛黨出去的特務分子感到沒有出路，所以願意找到我，想和共產黨合作，或者重新回到共產黨裡來。我們應當利用這些機會，做策反工作。」張沖後來擔任國民黨的秘密和談代表。潘漢年同志是受共產國際委託到國內和陳果夫、陳立夫談判停戰抗日。他始終沒有向我透露這個任務，雖然這些任務是黨中央知道的。」

　　正如胡愈之所說的那樣，負有特殊使命回國的潘漢年，正做著胡愈之所知道的事情，也做著胡愈之所不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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