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37)_學達書庫

三七

　　二、受命飄然臨港

　　潘漢年莫斯科之行的一個主要使命，就是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彙報國內情況，覓取與共產國際聯繫的途徑和方法。因此在莫斯科期間，他專門到共產國際的有關部門學了一段時間的新編密碼辦法。為了保密和安全起見，他幾乎將密碼全部默記下來，以備回國後轉告黨中央通訊機要部門，恢復雙方的聯繫。由於鄧文儀的到來，潘漢年又被指派先行與鄧交涉、探路，潘漢年在談判桌上應付自如，顯得身手不凡，深受王明及中共代表團成員的讚賞，也使陳雲對他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莫斯科談判中止後，中共代表團決定讓潘漢年回國擔任國共談判的連絡人，可以說是一個知人善任之舉。由此為契機，潘漢年日後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舞臺，充當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

　　1936年2月，潘漢年奉命啟程回國。他的任務除了將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新編密碼轉告黨中央之外，還負有宣傳《八一宣言》，與國民黨當局聯繫，以繼續莫斯科談判等使命。出於安全考慮，潘漢年由中央特科時的同事歐陽新陪同，從莫斯科經列格勒，乘船去希臘，準備從那裡繞道回國。不料，當船駛離列格勒後的第二天，傳來希臘國內發生政變的消息，船不能安全登陸，只得折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安排。在這前後，潘漢年在莫斯科車站接待了一個從巴黎來的客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這位浙江上虞的才子，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響，創建上海世界語學會。「五四」運動後，他和沈雁冰等在上海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積極推進新文化運動。潘漢年涉足文壇，在創造社出版部編輯《幻洲》半月刊等雜誌，因與胡愈之有相同的興趣與愛好，兩人有了經常性的往來。大革命失敗之後，胡愈之受到國民黨通緝，旋即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法學院學習，開始接觸並接受馬克思主義。1931年回國，主編《東方雜誌》，並協助鄒韜奮共同主編《生活週刊》，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待到潘漢年離開白區前往蘇區後，胡愈之仍留在上海，從事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1935年5月4日，上海《新主》週刊因發表署名易水的一篇《閒話皇帝》的文稿，引發了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過探望獄中的杜重遠，進而協助杜做張學良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原準備將此重要情況向黨中央報告，但由於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唯一與他有聯繫的宣俠父也流亡香港。於是胡愈之離滬赴港，按預定的聯絡方法找到了宣俠父。聽了胡愈之的報告，宣俠父感到事關重大，要他先去法國，通過巴黎《救國時報》，取得與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直接聯繫。

　　1936年1月，正當潘漢年與鄧文儀交涉之際，胡愈之假充華僑商人，搭了日本郵船去巴黎，得到了《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的幫助，替他辦好去莫斯科的簽證。火車到達莫斯科車站時，胡愈之估計沒有什麼熟人，「但到了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漢年同志」。

　　兩人見面之後，潘漢年向胡愈之傳達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及中國革命的路線問題，告訴他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決議等有關情況；胡愈之也向他彙報了國內情況，特別是張學良思想轉變的情況。接著，潘漢年又陪同胡愈之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作了彙報。

　　到了4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任務已經完成，中共代表團就讓胡愈之陪同潘漢年回國，並明確指示，胡愈之的工作由潘漢年直接領導。

　　4月中旬，莫斯科城春光明媚，再也看不到那種冰天雪地的北國景象了。這可是一個旅遊的好辰光！潘漢年與胡愈之以公開旅遊者的身份，告別了莫斯科，登上了西去法國的國際列車。他們的第一站是巴黎，然後從巴黎乘車至馬賽，再從馬賽乘船直達香港。

　　潘漢年他們到達香港時，已是5月初了。為了便於開展工作，他們便在香港六國飯店開了房間，席不暇暖，立即把鄒韜奮叫來，商議《生活日報》的開張之事。

　　鄒韜奮出生于江西余江，是中國著名的現代教育家。早年求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編輯職業教育叢書，後又主編《生活週刊》。「九·一八」事變後，他利用刊物抨擊蔣介石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基本國策，提倡和支持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下半年，鄒韜奮與胡愈之一起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和踐踏人權的行為，結果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流亡國外。1935年夏返回上海，創辦《大眾生活》週刊，積極支持「一二·九」學生運動，一如既往地抨擊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他的愛國行動，再一次觸怒了國民黨當局，他們先是派劉健群、張道藩前來談話，警告他，甚至以「暗殺」恫嚇他；接著又讓杜月笙出面，約鄒韜奮去南京和蔣介石面談，要他到蔣介石身邊工作，企圖用高官厚祿軟化籠絡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留在上海就難免發生意外，於是，1936年初，鄒韜奮流亡香港，並準備在此地籌建一份《生活日報》。這時，兩廣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正在策劃反蔣抗日運動，對鄒韜奮的設想很感興趣，表示願意在經濟上給予支持，他們的目的是想拿《生活日報》作為其反蔣的輿論宣傳陣地。鄒韜奮覺得不妥，便致電已經到達巴黎的胡愈之，請他速回香港幫助籌辦報紙。胡愈之在莫斯科時，將此事報告了潘漢年，潘漢年當機立斷，要胡愈之給鄒韜奮去一複電，說等他回港後再「擇吉開張」。

　　潘漢年為什麼支持鄒韜奮這樣做呢？因為潘考慮到鄒韜奮的反蔣立場，如果報紙為兩廣地方實力派所控制，那麼這份報紙的政治傾向就可想而知了。鑒於共產國際策略方針的轉變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潘漢年認為《生活日報》匆匆創刊，不利於宣傳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這就是潘漢年當時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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