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傳奇(34)_學達書庫

三四

　　毛澤東在逆境中那種勝似閒庭信步的政治家風範，使潘漢年更加佩服，並想方設法接近毛澤東。毛澤東的住處與總政部靠得很近，宿營時，潘漢年常常跑到毛澤東那裡，去聊聊天，談談工作。毛澤東十分高興地接待他，真有一種「患難遇知己」的感覺。

　　對地方工作部的工作，潘漢年這個部長也盡了自己的力量。總政宣傳部的工作對象主要是部隊，而地方工作部的工作對象主要是老百姓。部隊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財，發動群眾擴大紅軍，就地安置傷病員等，都是地方工作部的任務。當時，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於做群眾工作、能說會寫的同志。除潘漢年這個部長之外，男同志中還有賈拓夫、吳亮平、謝唯俊、王觀瀾等人，女同志中有蔡暢、金維映、劉英等人。他們不僅是善於做群眾工作的行家裡手，而且又是不怕勞累、敢挑重擔的英雄好漢。每到宿營地，待大家安頓下來後，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就開始忙碌起來，他們分頭到各處，瞭解民情風俗，調查社會的鬥爭情況，發動群眾鬥垮土豪劣紳、地主老財，並在積極分子中間秘密發展黨員，傳播革命火種。

　　1935年2月下旬，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二渡赤水，再克遵義，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幾乎陷入絕境的紅軍開始神奇般地恢復了活力。又一次切身的經歷，使得潘漢年更加深了對毛澤東的信仰和崇拜。他打算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繼續搞好部隊宣傳和地方群眾工作，為長征的勝利盡心盡職。

　　可就在這時，他被召到了張聞天那裡。

　　張聞天，原名應皋，上海南匯施灣（今川沙縣）人。雖然他同潘漢年同年入黨，但兩人的經歷不同。張曾經求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後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手下工作，1931年2月回國，旋即升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間，他在黨內作報告或演說，或發表文章，都用「洛甫」的化名。1933年初，他比潘漢年早幾個月進入蘇區，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長征初期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遵義會議中央進行改組，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總書記張聞天向潘漢年佈置了一項重要任務。因為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秘密電臺聯繫已中斷許久，為了向共產國際反映情況，並取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支持，要他和陳雲、夏守×等一起離開長征隊伍，潛赴白區。並要他先行一步，先在上海埋伏下來，恢復黨的秘密工作，同時設法打聽上海方面有無國際關係，再通知陳雲，見機行事。總書記交代完任務後，李維漢則詳細向潘漢年介紹了離隊後到貴州城裡找地下黨組織的聯絡方法。接受任務後，潘漢年與陳雲具體討論了有關在白區的聯絡事宜。他們約定以上海呂鑒瑩處作為基本聯絡點。呂是潘漢年的表妹，與陳雲也相識已久。同時，呂的丈夫又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即潘企之），他是在大革命失敗後入黨的，當時就讀于中央大學經濟系。1932年春「中大」黨組織遭到破壞後，他轉移到上海，不久，便調入中國工農通訊社工作，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對敵隱蔽鬥爭，以編寫、翻譯電稿，傳遞秘密情報、掩護党的領導同志為主要任務。潘漢年離滬赴蘇區後，潘渭年夫婦繼續留在上海，成為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因此，以潘渭年夫婦作為他們傳遞信息的連絡人，是非常合適的。

　　一切相議妥當，剩下的問題是怎樣走法。當時幾十萬國民黨大軍前堵後追，在紅軍的周圍設立了層層封鎖線，要完成這一特殊的任務，沿途的艱難險阻是難以預料的。再加上道路不熟，沒有嚮導，語言不通，一張口就會被人懷疑。但是，黨中央的任務要完成，困難要克服，經歷了在白色恐怖下嚴峻考驗的潘漢年，憑著他對敵鬥爭的超人的勇氣和智慧，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設計了一個極妙的方案。

　　有一次，紅軍在貴州地區拘捕了一個出入於粵貴邊境，專事鴉片販賣的奸商。按照當時的規定，對於這樣的奸商，紅軍是要嚴厲懲處的，於是奸商被關押起來。幾天後，紅軍又抓了一個西裝革履的港商，把他與鴉片商關在同一個拘留所。這位港商自稱「楊濤」，並主動與鴉片商談論生意場上的事情，一來二往，兩人很快熟悉起來，還經常在一起低聲商議。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港商帶著鴉片商逃出了拘留所。這時，背後傳來了一陣陣追捕的槍聲和叫喊聲，「楊濤」與鴉片商全然不顧地往前奔跑。不久，叫喊聲、槍聲也慢慢停息了下來，他們終於「甩開」了追捕的紅軍，脫離了「危險」。鴉片商對此真是千恩萬謝，當他得知港商路途不熟時，便邀港商同行，一路上自然以禮相待。由於鴉片買賣是黑道上的事，鴉片商遂與港商行走于密道，由於鴉片商人地兩熟，省卻了許多麻煩。不過，碰上必須經過的封鎖線時，遇上敵人盤問，他們又成了商人與啞巴夥計的關係，啞巴哇哇亂叫，敵人問不出什麼名堂，只得放行。

　　就這樣，他們翻山越嶺，行走於羊腸小道之間，穿越敵人的層層封鎖，到達了貴陽城。這個時而港商、時而啞巴夥計的「楊濤」，不是別人，正是接受中央特殊任務的潘漢年。潘漢年到貴陽後，按李維漢交代的聯絡辦法，找到了中共貴州工委的地下黨員秦天真，由秦指派藍城護送潘漢年出貴陽，經獨山、柳州、梧州，再搭輪船抵達廣州，轉赴香港。根據組織上的指示精神，潘漢年赴港後立即寫信給上海的潘渭年夫婦。沒有幾天即收到潘為年回信，得知他們安全。於是乘船北上，在潘渭年的聯繫下，潘漢年很快找到了臨時中央宣傳部負責人董維健和臨時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他們都是在臨時中央遷往蘇區時奉命潛伏下來的。與潘漢年見面後，他們分別介紹了當時上海的形勢，訴說了兩個情況：一是中共上海局在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先後三次遭受大破壞。1935年3月又成立了臨時中央上海局，以維護白區工作並取得與各方面的聯繫；二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又名勞文斯）於1935年5月被捕，共產國際目前與臨時上海局失去了聯繫。這種情況表明，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潘漢年繼續留在此地不僅無法開展工作，而且還有相當大的危險。經浦化人等提議，潘漢年暫時回香港，等候上海方面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取得聯繫後，才通知他回來。

　　於是，潘漢年又折回香港，專候上海方面的消息。再說陳雲在潘漢年先行一步後，便擬定了一份《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下部隊進行宣講傳達。此後，他又經歷了二渡赤水，強奪烏江、金沙江，飛渡大渡河等隘路險關，直至6月中旬，才離開長征隊伍。他在中共四川地下黨員席懋昭的掩護下，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村出發，經滎經、雅安、成都、重慶，於是月底到達上海。

　　陳雲抵滬後，即與潘渭年夫婦接上了關係，找到了浦化人等人，並通知潘漢年立即前來商量下一步的行動計劃。這時，潘漢年已經從老情報梅龔彬處瞭解到共產國際將於下半年召開代表大會，如果要與共產國際接上關係，可以先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而陳雲也設法找到了去蘇聯的途徑。7月間，潘漢年與陳雲在上海會合，鑒於上海形勢險惡，暫時還沒有恢復白區工作的條件，兩人商議決定先後乘船經海參崴去莫斯科。8月5日，潘漢年派潘渭年護送陳雲上船，同去的還有楊之華、陳潭秋等。8月下旬，潘漢年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蘇聯貨輪「東方號」，按照同一條線路前往莫斯科。

　　從此，潘漢年的政治生涯，揭開了新的光彩耀眼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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