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潘漢年傳奇 | 上頁 下頁
二六


  1931年下半年,潘漢年奉周恩來之命,將楊度的組織關係交給夏衍。夏衍對這次移交記憶猶新,並目睹了雙方接交情報的過程。他在一篇紀念潘漢年的文章中寫道:

  「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指潘漢年)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出租汽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客套。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瞭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

  實際上,潘漢年走馬上任,挑起中央特科領導重擔後,不僅把楊度,還把王紹鏊、董健吾、章秋陽等社會名流納入情報網系。這些人經常出入於各幫會、各派系,一些很有價值的甚至是戰略性的情報便不斷彙集到潘漢年那裡,再經潘漢年之手轉到黨中央。與此同時,潘漢年又把當年在文化戰線上共同戰鬥的文友拉入情報網,其中夏衍、于伶、馮雪峰、李一氓等同志相繼成了潘漢年情報戰線上並肩戰鬥的戰友。經過潘漢年的努力,「特科」二科終於改變了因顧順章叛變而帶來的被動局面,建起了一個廣泛而嚴密的情報網系,包括設在敵人組織內部眾多的耳目。這個情報網,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解決了許多棘手的難題,取得了許多意外的成果。對潘漢年來說,中央特科這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的確是他充分發揮才幹的用武之地。據許多人回憶,這位文化戰線上的「奇才」,更適合從事地下工作。還在進入特科之前,潘漢年在危急關頭所表現出來的機智靈活,就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這點,從潘漢年的侄兒潘可西記錄的三則故事中,可略見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發現有人跟蹤,他一進門就高喊:『許玉文!許玉文!我的肚子餓了,快弄碗蛋炒飯給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樓陽臺,拿出事先為應變準備用的特大洋傘,跳到鄰居的陽臺上,潛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裝出門的,回來卻穿了一身廚師衣服。原來他在馬路上行走時,突然發現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著地走進一家飯店,似乎在尋找座位,一會兒,有兩個盯梢的人也進了店堂。在這十分緊張的一刹那,他走進廚房,換了廚師服,戴上口罩,隨手提起一隻送飯籃,巧妙地出了店門。

  「又一個冬天的中午,他發現家對面馬路上有幾個鬼頭鬼腦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換裝束,穿起一身破爛衣服,肩披破麻袋,並把臉弄髒,偽裝成一個饑寒交迫、渾身抖索的乞丐模樣,迷惑了敵人,離開了住所。」

  為了應付突發事變,潘漢年還經常變換身份,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袍馬褂;時而短裝打扮;時而化裝成癟三模樣;有時是乘坐小汽車,出入豪華的旅館、酒家;有時則以步當車,悄悄地行走於街頭巷尾。他的這種巧妙的鬥爭藝術,使他在敵人的統治區,在白色恐怖之中,長期從事地下工作,但卻瀟灑自在,從未落入敵人的魔掌,這在中共黨內是十分罕見的。這也是後來人們把他當作「福將」的原因。

  不僅如此,潘漢年對特科工作還採取了一系列嚴格的安全防範措施。中央特科改組之後,它的總部辦公地點經潘漢年聯繫,暫時設在五馬路(今廣東路)一個寫字間,對外以煤球廠的名義作掩護。為了迷惑外界,潘漢年另在中山路找了一處廠基,訂購了機器設備,像模像樣地組織煤球生產。每天上午,陳雲、康生、潘漢年他們即以煤球廠老闆及經紀人的身份到總部議事,處理日常工作。另外,潘漢年還在北京路的一個弄堂內設立了一個辦公室,作二科的活動場所,並規定了聯絡的暗號以及聯絡時的具體方法,比如電話聯絡則僅限於報警,約定見面的時間、地點等。同時還規定每一個工作人員及所有辦公地點的警號以及活動的範圍。為了掩人耳目,他還規定了每個工作人員均用代號或化名進行單線聯繫,並不時地加以變換。潘漢年當時即用「小開」的代號。這樣,就從組織上和制度保證了特科工作的安全進行,做到萬無一失。

  三、先拿王斌開刀

  對於中央特科而言,偵察敵情、搜集各種戰略情報,研究對敵鬥爭的策略,保衛党的領導機關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經常性的工作。但為了有效地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士氣,也有必要採取武力手段,以鎮壓革命隊伍中的叛徒和敵人營壘中的首惡分子。

  1931年夏,在潘漢年接替陳賡主管二科工作後不久,中央保衛機關把一項重要而具體的戰鬥任務交給了他。那時,上海的革命力量因顧順章的叛變,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局面。雖然由於錢壯飛的及時通報和周恩來的沉著應戰,中共黨的組織避免了一次大災難,但顧順章畢竟是中央保衛部門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工作多年,他不僅掌握中共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也十分熟識許多黨中央的頭面人物。在他叛變後的最初一段時間,中共在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機關受到了不小的損失。敵特機關和反動軍警因暫時得手,一時間氣焰十分囂張,給革命隊伍帶來了不利影響。

  有鑑於此,中央保衛機關決定在短期內物色對象,尋找戰機,組織一次突擊行動,鎮壓一名首惡分子,以顯示革命力量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在進行著有效的鬥爭,借此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鼓舞士氣,為組織新的情報工作創造有利條件。

  這個任務下達之後,首先要求二科進行調查、偵察和選擇合適的鎮壓對象,並協同以「紅隊」為主幹的三科,一起制定行動方案。

  上海的反動分子多如牛毛,但尋覓一名首惡者加以鎮壓,而且能夠起到威懾敵膽、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志氣作用的,決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加之潘漢年剛進特科不久,對敵情掌握不多,一時心中無數。他把劉鼎找來,一起商量此事。劉鼎是中央保衛部門的骨幹成員。當時,他的身份尚未暴露,在陳賡、李克農等人撤離上海後,他和他愛人吳先清繼續留下來堅持工作。潘漢年將中央保衛機關的決定和領導的有關意圖向劉鼎作了傳達,劉鼎也將上海租界巡捕房內一些警探頭目作了一般性的介紹,至於每個人的具體情況,比如日常行止、生活習慣、住處等等,都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在短時間內也很難查明。這樣,他們初步決定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及淞滬警備司令部等機構中選定鎮壓對象,並立即開始分頭調查。

  事有湊巧。有一天,劉鼎經過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館門前,看到櫥窗裡陳列著一張淞滬警備司令部人員合影的照片。其中有警備區現任督察長王斌。劉鼎對王斌其人有一定的瞭解:此人是中共的死對頭,過去國民黨當局要在租界上逮捕共產黨或破壞革命組織,都是通過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獲之後,也由王斌負責辦理引渡手續。對這個堅決反共的國民黨頭面人物予以鎮壓,就可收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劉鼎向潘漢年建議:就拿王斌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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