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最後的敬禮

最後的敬禮(1)

　　1966年5月25日，彭德懷準備第四次出行，經重慶、遵義到貴州看六盤水煤炭基地。第一天剛到大足，突接三線建委的緊急通知，要他馬上返回成都。

　　5月27日，彭德懷從大足急返成都，被告知是聽傳達，內容是由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制定、於5月16日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決定重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康生任顧問，陳伯達任組長，江青等任副組長，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候補書記楊尚昆均以「反黨」的罪名被撤銷職務。

　　在三線建委會傳達《通知》後接著進行的座談會上，彭德懷成了被批判的目標，座談會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陪同彭德懷外出掌握情況的人，有的就出來揭發：「彭德懷到處放毒」、「收買人心」、「小恩小惠」、「偽裝艱苦樸素」、「攻擊毛主席，攻擊『三面紅旗』」、「翻案」……彭德懷說明、檢討，三次不能過關。繼而，又追問彭德懷和彭真的關係，要彭德懷交代「反黨小集團」和「裡通外國」問題。

　　彭德懷回答說：「廬山會議主席是要快一點，我的意見是慢一點，都是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什麼兩條路線的鬥爭」，「我說三年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則不達。」「組織『反黨小集團』和『裡通外國』問題，殺了頭也沒有！這是具體問題，可以調查。我對毛主席也談過，這兩點要保留。」

　　批判彭德懷的座談會暫時收場，西南局書記處決定建委成立一個批判小組，寫文章在內部通報彭德懷的種種「問題」。彭德懷在筆記中寫道：「這些簡報在各級幹部會上傳播，這就把我做調查的道路堵塞了。」

　　西南局三線建委「揭發」彭德懷的《情況簡報》送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看過後，給顧問康生和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寫信說：「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為了「揭穿他的醜惡面目」，「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希望中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佈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職務」。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歡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世，《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紅衛兵興起，「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席捲神州。

　　8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共和國主席、党的二把手劉少奇岌岌可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也遭「炮轟」而自顧不暇，管不得彭德懷了，只是向他封鎖了一切中央文件，也回避彭德懷的電話和約見。彭德懷不顧建委給他的「你就不要出去」的告誡，天天上街去看大字報。一次被紅衛兵認出來，他就戴上一個大白口罩。9月1日，西南局書記處通知彭德懷立即離開成都，出去躲一躲。彭德懷對著話筒大喊：「我為什麼要離開成都？共產黨員哪有怕群眾的道理！」「怕紅衛兵找我算帳？！算新帳沒有，算舊帳不怕，算一百次也不怕！」彭德懷密切注視著「文化大革命」，寄希望於「文化大革命」。他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現象早就深惡痛絕。毛澤東關於中國存在「國變色」、「党變修」的巨大危險的論斷在他心中引起了共鳴。他對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決心毫不懷疑。

　　經常有紅衛兵闖進彭德懷住的永興巷7號的院子裡來。開始是請他講革命歷史、紅軍長征的路線、怎樣打仗、生活怎樣艱苦等等，他熱情作答。有些人提出些責難，他耐心解釋。他很喜歡和青年交談，幫助他們瞭解革命。

　　然而，紅衛兵運動朝著和他的期望相反的方向發展並摧毀一切，也包括他自己。

　　1966年12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組織「東方紅」戰鬥隊來到成都「揪（意為抓出來批判鬥爭）彭」，他們向彭德懷提出了幾個問題：你對廬山會議持什麼態度？對紅衛兵有什麼看法？對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看法？彭德懷一一作答。紅衛兵聽過彭德懷的回答，對彭德懷產生了好感，說：「你很直爽，我們回去了。」

　　紅衛兵認為「老頭子（彭德懷）是對的」，對要不要「揪」彭德懷拿不定主意，派兩個人回京請示。戚本禹聽了彙報，對「東方紅」的頭目很不滿意，說：「你立場動搖，受了彭德懷的欺騙」，要「東方紅」趕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懷。

　　12月23日晨5時，天還沒有亮，數十名經過再次「思想武裝」的「東方紅」紅衛兵，按事先偵察好的路線沖進成都永興巷7號院，直撲彭德懷住室。頓時，他們怔住了：室內無人，彭德懷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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