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在中央軍委

在中央軍委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彭德懷兼總參謀長。至1947年3月，彭德懷一直在中央軍委協助毛澤東、朱德等運籌帷握，決策軍機。他胸懷全域，審時度勢，根據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代中央軍委起草了許多重要文電，指導推動了有關地區和部隊的鬥爭。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堅持獨裁和內戰的方針。他一面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一面加緊向華北和東北運兵，加快內戰步伐。蔣介石調兵沿平綏路、同蒲路、平漢路、津浦路，進攻華北解放區。為了遲滯和阻止國民黨軍前進，鞏固和發展解放區，必須破襲運送國民黨軍和戰爭物資的鐵路交通。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陸續發出了有關指示。彭德懷在8月下旬和10月中旬先後起草了中央軍委關於華北軍事部署和破路指示，指出：破路、破車、襲擊、阻擊，遲滯頑軍前進，在有利時機集中力量殲滅其一部至大部，這種交通戰將是長期的。「在交通線上糾纏頑軍愈久，削弱消滅頑軍愈多，就可推遲與破壞頑軍的大舉進攻，便利解放區的擴大與鞏固」。要求有關部隊徹底破路，殲擊沿鐵路線向解放區推進的國民黨軍。

　　國民黨的局部軍事進攻受挫後，在1946年1月10日同中國共產黨簽訂了停戰協定。但是國民黨政府以接收東北主權為名，頑固堅持東北不在停戰範圍之內，加緊運兵搶佔城市與交通線，企圖佔領整個東北。1月16日，彭德懷擬稿的中央軍委致彭真、伍修權的複電中指出：東北的武裝衝突前途是難以避免的。我軍必須堅持自衛原則，才能有理；利用時間訓練軍隊，在頑軍進攻時給以殲滅性打擊才有利。掌握住有理、有利兩個原則，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彭德懷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本質及其出爾反爾的狡詐伎倆有清楚的認識，對當時的形勢有著清醒的估計，對於國民黨軍的進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從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下達停戰令，到1月底的20天裡，彭德懷代中央軍委草擬了十幾份指示電，一再強調既要遵守停戰協定，又要堅持現有陣地，堅持自衛原則。1月15日致電陳賡：頑軍自14日（按：停戰令規定至遲在1月13日午夜，雙方軍隊各自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以後繼續向我進攻者，必須堅決自衛，徹底殲滅進攻之敵，收復14日以後被頑軍占去之城鎮鄉村。這一自衛原則必須堅持到底。否則不僅成了無條件退讓，喪失人民已得的利益，且內戰亦無法停止。1月17日，彭德懷寫了中央軍委致中原局鄭位三、李先念電，明確指出：「我們的對手是有經驗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動派，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放鬆消滅我們的企圖。」停戰令公佈後，一方面要開展和平民主的攻勢，一方面又要隨時提高警惕性，堅持自衛原則，防止對方的突然襲擊。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加緊對中原解放區進行包圍和蠶食，伺機消滅中原軍區部隊。所以該電又說：你們的處境是艱苦的，一切計劃要放在克服困難、長期堅持鬥爭的基礎上，不要過多寄託在停戰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獨立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不要過分放在希望外援上。中央軍委關於這個對頑固派鬥爭方針的指示，「為中原我軍用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國民黨當局依仗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援助，在完成戰爭準備後，徹底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在1946年6月，悍然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又一次把人民推入內戰的火海。彭德懷根據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在他擬稿的中央軍委電報中指出：「對優勢之敵作戰，必須從戰役戰術上去分散敵人，才能取得各個殲敵的機會與勝利」。強調「防禦是為著集結主力，消滅敵人」，要以少數兵力防禦阻擊，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兵器，擊破敵人一點，各個殲滅。只有殲滅戰才能培養我軍戰鬥作風，打出威風，提高士氣。

　　中央軍委在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尚未被粉碎時，己經著手籌劃戰略出擊，經略中原的問題。1946年1月3日，彭德懷起草的中央軍委致薄一波、王宏坤、楊立三電即指出：來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擊，須預先密籌經費，主要是衣服、油、鹽、小菜錢。可否籌10萬至15萬兵一年的上述經費？1947年1月2日又致電劉伯承、鄧小平、滕代遠、薄一波，明確指出：「根據現在情形，打退敵戰略進攻和自己的必要準備，戰略出擊須在今年6月或更遲一點。但各項準備工作須分別輕重緩急開始進行。」在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報告了軍事鬥爭形勢，指出，敵可能被迫停止全面進攻，我軍在六、七、八月就可以打出去一些。後來出擊中原的歷史性轉折表明，彭德懷這些意見和論述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遠見卓識。

　　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彭德懷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衛延安的部署上。1946年10月間，長期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集團蠢蠢欲動。為挫敗國民黨軍偷襲延安的計劃，10月19日，彭德懷代中央軍委起草了關於保衛延安的部署，指出：胡宗南部正積極準備進攻延安，我必須破壞此陰謀。為此，令晉綏軍區張宗遜迅即率領兩個主力旅開延安，愈快愈好。同時致電陳賡、謝富治：望佈置晉南地方兵團在三角地區加緊活動，牽制推遲胡宗南進攻延安。

　　為了進一步加強戰備工作，彭德懷和習仲勳受中共中央的委託，於1946年12月中旬到山西離石高家溝，主持召開有賀龍、陳賡、李井泉、王震、羅貴波等參加的陝甘寧、晉綏和晉冀魯豫的太嶽地區的高幹會議。會上研究了加強統一領導，兩區的聯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戰，開闢呂梁區工作等問題，以回擊敵人對陝甘寧邊區的進犯。隨後，彭德懷即代中央軍委擬電規定：陳賡第四縱隊的建制仍屬劉鄧集團，軍事指揮暫直屬軍委。

　　到1947年2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已是箭在弦上，即將進攻陝甘寧邊區。2月下旬，彭德懷再次寫了關於保衛延安的部署，要求防禦部隊利用第一線堅固陣地，有利地形，依靠優越的群眾條件，頑強抗擊，消耗疲憊敵人，以利主力出擊。在3月上旬寫的軍委指示裡，調整了延安的防衛力量和守備任務。同時令王震率三五九旅及獨四旅從延水關西渡，隱蔽集結延長附近，以增強保衛邊區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下，在彭德懷的具體指導下，陝甘寧邊區軍民為粉碎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為以後西北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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