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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排眾議渡贛江(1)


  1930年9月下旬,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糾正了對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

  但由於交通不便,六屆三中全會精神和決議未能及時傳達到紅一方面軍。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來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帶著中共中央9月會議前關於攻佔長沙的指示,仍要紅一方面軍再奪長沙,佔領南昌、九江,為會攻武漢創造條件。中央這一指示在一方面軍中引起了爭論。9月28日,一方面軍總前委于袁州開會,毛澤東認為,軍閥混戰即要停止,蔣介石必定會集中兵力向紅軍發動進攻,主張按總前委原議打吉安,擴大農村根據地。但少數幹部力主進攻南昌。經毛澤東說服,會議決定仍先打吉安。就連為傳達中央打長沙、南昌指示而來的代表周以栗也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但有的人不過是同意先攻下吉安,然後再說。因而在紅軍的行動方向問題上,並未能真正取得統一認識。

  彭德懷同意毛澤東的主張。

  紅軍佔領了吉安,又連克新余、峽江、吉水等城、使贛西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勢很好。這時,少數幹部又急於北進打南昌、九江,於是,是否按中共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動,又成了急待解決的問題。10月17日,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峽江開會仍未取得一致認識。

  這時,蔣介石與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山西軍閥閻錫山為爭奪中國統治權而進行的中原大戰,以蔣介石佔領鄭州,馮玉祥、閻錫山失敗宣告結束。蔣介石隨即調大軍如贛,向江西蘇區撲來。在形勢急劇變化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於10月下旬在羅坊召開聯席會議(羅坊會議)。紅三軍團彭德懷、滕代遠、袁國平出席了會議。

  會議正在討論如何對付敵人進攻的方針時,入贛敵人逼近分宜、臨江一線,擺開了向紅軍進攻的陣勢。毛澤東根據敵情主張實行戰略轉變,將紅軍主力向根據地轉移集結,引誘敵人到根據地裡,「待其疲憊而殲滅之。」據此,提出紅軍東渡贛江的作戰計劃。但紅三軍團的幹部多不同意,他們反對過贛江,主張把戰場擺在峽江一帶,紅一軍團在贛江以東,紅三軍團在贛江以西,「夾江而陣」,分兵擊敵。兩種意見相持不下,爭論得十分激烈。

  從長沙撤出後,彭德懷深感打大城市的作法行不通,因而在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立場。因為持反對意見的多系三軍團的幹部,當時,彭德懷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這一票在當時是起相當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邊,哪一邊就佔優勢。」最後,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作戰計劃。

  彭德懷和滕代遠回到三軍團,立即召開幹部會議,貫徹方面軍總前委作戰方針,準備過贛江。會上部分幹部仍不肯東渡,力主一、三軍團夾江而陣,認為這樣既可集中消滅敵人,又可分兵湘贛、湘鄂贛、湘東南進行遊擊戰爭。甚至提出一、三軍團分家的意見。紅三軍團的幹部為什麼在渡江問題上反應如此強烈?彭德懷認為其原因在於紅三軍團的五軍、八軍多數是平(江)、瀏(陽)、陽(新)、大(冶)的農民,有地方觀念,不願遠離家鄉渡江作戰;他們還擔心過江後,把在湘贛兩江之間建立起來的根據地丟掉。針對這些思想,彭德懷向指戰員耐心說明,三軍團過江後,湘贛、湘鄂贛仍有武裝部隊堅持鬥爭,根據地不但不會丟掉,還會得到發展和鞏固。大家聽到三軍團過江後各地仍有紅軍堅持鬥爭,情緒就穩定下來了。

  幾天後,周以栗來紅三軍團司令部開幹部會,進一步動員渡江。會議開了整整一天。彭德懷帶領一部分人外出籌備船隻,回來會議還沒有結束。彭德懷進屋,只聽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說:「為什麼兩個軍團不能夾江而陣,非要過江?我們有意見,就說是地方主義。」他一說,會議氣氛又立刻緊張起來。彭德懷向前一站,果斷地說:現在最要緊的是消滅進攻之敵,誰有意見,待過江後再討論。我彭德懷是一定過江的,前委的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讓全國工農弟兄都過好日子,不要只戀著自己家鄉那塊蘇區。

  杜中美等人見軍團長態度如此堅定不移,便放棄了夾江而陣的主張,從而避免了紅軍的分裂。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談到紅軍的歷史時說:彭德懷對三軍團一部分人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軍分離出來的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維護了在他的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們對上級指揮部的忠誠」。

  1965年9月毛澤東約見彭德懷時,又談到這個問題,說:「在立三路線時,三軍團的幹部反對過贛江,你說要過贛江,一言為定即過了贛江。」彭德懷這次的「一言為定」,對紅軍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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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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