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袁、王事件

袁、王事件

　　1929年8月，彭德懷率領原紅五軍兩個縱隊，從湘贛邊長途跋涉，回到闊別將近一年之久的湘鄂贛邊根據地，同留在那裡堅持遊擊戰爭的第二縱隊會合。紅五軍主力上井岡山後，二縱隊在黃公略率領下開展遊擊戰爭，活動在平江、瀏陽、修水、銅鼓、武甯、萬載一帶的農村和縣城附近，襲擊挨戶團和駐軍，不斷給敵人以打擊，受到群眾的愛戴，部隊也壯大了。1929年4月，成立湘贛邊境支隊，由黃公略任支隊長，下轄3個縱隊。

　　9月2日，彭德懷出席中共湘鄂贛邊特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打通井岡山、幕阜山、九宮山，將湘鄂贛、鄂南和湘贛蘇區連成一片，建成鞏固的根據地。為適應形勢發展，決定重組紅五軍軍部，將彭德懷率領的兩個縱隊（原紅五軍一、三縱隊）和湘鄂贛邊境支隊（原紅五軍二縱隊）擴編為五個縱隊，彭德懷仍任軍長兼軍委會書記，黃公略任副軍長，滕代遠為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鄧萍為參謀長。其後，紅五軍在長壽街召開軍委擴大會，決定由孔荷寵率一縱隊在湘鄂贛邊境活動；李實行率二縱隊在瀏陽、萬載、萍鄉一帶活動；吳溉之率三縱隊在銅鼓、宜豐境內活動；郭炳生率四縱隊在湘贛邊活動。李燦率五縱隊前往鄂東南陽新、大冶、通山、通城地區，開闢新的蘇區。

　　紅五軍軍委擴大會議後，各縱隊分別在新劃定的地區內開展工作，獲得了重大勝利。在短短的三四個月內，紅五軍迅速發展到數千人，健全了各級黨組織，軍事、政治素質都有很大的提高；地方武裝也有了顯著發展，使湘鄂贛根據地逐步得到恢復、擴大和發展，湘鄂贛根據地、湘贛根據地和鄂東南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1929年10月，彭德懷在《紅五軍軍委關於平江暴動前後情況和經驗教訓向湘委的報告》中總結了紅五軍遊擊戰術原則。他指出，在革命形勢離全國範圍總暴動尚遠的時候，「紅軍唯一良好戰術，即是力避硬戰，打破恃險死守，以避實就虛，專擊小敵為上策」。「在敵進剿時，可乘間逃竄至敵人之背後，擊其虛處，使敵顧此失彼，鞭長莫及」。「敵軍如分散追擊時，可作盤旋式的打圈子」。「敵軍駐紮時，宜派小部隊去擾亂他們，使敵人增加疲勞，揣測不定」。「敵軍退走時，便可乘機尾追襲擊之」。「總之，紅軍現時的遊擊戰術，務須按照地形、敵情而採取適當的集中與分散來應付客觀環境為妥善，不宜呆板採用何種方式」。中共湘鄂贛邊特委書記王首道在年終向中央的報告中，談到紅五軍的工作情況時說：「紅軍的戰略是以遊擊戰爭為原則。根據客觀環境的任務決定集兵或分兵的策略」，紅五軍以地形熟悉，善於潛伏而「出奇制勝」。

　　1930年2月，彭德懷率紅五軍一、三、四縱隊進入泰和，進逼吉安，與從萬安、吉水、峽江前來的紅六軍共同對吉安取包圍形勢。這時，紅五軍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繳獲許多槍支彈藥，裝備得到補充，戰士情緒日高，鬥志旺盛。

　　正當紅五軍勝利發展的時候，發生了震動蘇區的袁、王事件。

　　2月中旬一個深夜，中共湘贛邊特委書記朱昌偕和王懷突然來到紅五軍軍部，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特委聯席會議上，強迫會議改編地方武裝，統歸他們指揮，王佐講話時手拿駁殼槍。看樣子如果不通過他們提出的要求，出席會議的同志有被一網打盡的危險。情況萬分緊急，務請五軍即刻出動，挽救危機。

　　袁文才是江西寧岡縣人，屬客籍，早年投入農民起義隊伍（後改編為寧岡縣總保衛團）。1926年9月，袁率部參加國民革命，不久加入共產黨。1927年10月，袁文才迎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上山，1928年2月被任命為中國工農革命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後任紅軍第四軍第三十二團團長。1929年1月中旬跟隨紅四軍下山，向贛南轉戰回井岡山後，任甯岡縣委常委。王佐，江西遂川下莊人，也屬客籍，家境貧寒，原系一支綠林的首領。與袁文才一起迎接工農革命軍上山，先後任二團、三十二團副團長等職。

　　特委主張消滅袁、王由來已久。早在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伊始，黨內對袁、王的看法就存在原則分歧。毛澤東堅持對袁、王採取爭取、改造的方針，並取得了成功。1929年初，學習和貫徹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時，有人又以《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條「對土匪的關係」的規定①為根據，再次提出處理袁、王意見。毛澤東進行抵制，制止了殺袁、王的要求。當毛澤東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後，湘贛邊特委書記鄧乾元等在袁、王問題上的「左」傾思想又有新發展，認為「袁、王對我們處處懷疑，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過去採取對土匪的緩衝政策現在已是不能再用了」。顯而易見，當時特委領導已把袁、王當成了敵人。另外，湘贛邊界各縣，素有土、客籍的矛盾。1929年，這種土、客籍矛盾尖銳地反映到黨內來。代表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代表土籍的朱昌偕、王懷、龍超清等矛盾愈演愈烈。中共湘贛邊特委負責人朱昌偕等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為口實，指責袁文才、王佐與敵勾結。以整編地方武裝準備攻打吉安為由，將袁、王部調進永新城內，準備動手。並以袁、王在聯席會上的表現為藉端，請紅五軍去干預。彭德懷開始懷疑，問：情況有這麼嚴重！「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領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等地表現還不壞，怎麼變化得這麼快呢？」

　　朱昌偕解釋說：「這完全是袁文才挑撥起來的。他在紅四軍政治部看了『六大』決議案關於土匪那一段原文，回到井岡山後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也不會被信任。」②

　　鑒於事態嚴重又緊急，彭德懷找紅五軍軍委成員討論後與特委商定，派劉宗義（即張純清）率四縱隊前往永新，穩住局面，待弄清情況後，再決定處置辦法。四縱隊接近永新縣城浮橋時，被袁、王部察覺，王佐率部隊從城內沖出，過浮橋被擠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處被朱昌偕領人殺死。袁、王部隊有幾十人沖過浮橋，逃回井岡山，投了國民黨靖衛團，經常下山騷擾；另一部分人逃散回家；餘下的人少數參加了紅軍，編入紅六軍，多數加入自衛團，後改編為湘贛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導。

　　一個不應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自己同志的手裡。這一事件給湘贛邊革命造成一定損失。井岡山從此落入國民黨之手，直到1950年人民解放軍南下才獲得解放。

　　後來，彭德懷在回憶這一歷史事件時，承擔責任說：「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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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條「對土匪的關係」中規定：「與土匪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
　　②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42頁。
　　③ 彭德懷：《第三次簡歷材料》，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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