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自述關於廬山會議前後的情況

關於廬山會議前後的情況

　　廬山會議前中央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①、武昌會議②、上海會議，我參加的情況：

　　兩次鄭州會議我只參加了一次。這次鄭州會議，由於收到通知較晚，只參加了會議的最後一天。那次會議是某天黃昏後在火車上召開的，會上是毛主席講話，其大意是反對「共產風」。因為到會者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所以會議時間不長即散。我同意主席的意見，並未提出其他意見。

　　武昌會議時，我參加了西北小組。在小組討論公佈一九五八年的糧棉數字時，有的同志說，糧食有一萬億斤以上；有的同志說，糧食有九千億斤，棉花有六七千萬擔；也有的同志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現在是工業大大落後於農業。我說糧食沒有那麼多。當時有的同志對我提出了客氣的批評，他說：「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我說：「公佈的數字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佈數字多了，將來被動。」後來主席說公佈七千五百億斤，我當時同意了，但心中對此數還是有懷疑的。

　　會議閉幕後，我先到了湘潭縣的烏石、韶山兩公社，後又到了平江縣。這幾處給我的印象是實際收穫的糧食數字沒有公佈的數字那樣多。其根據：由於勞動力不足，沒有收穫好；有些地區又多吃了一些糧食。在平江展覽館參觀時，發現將兩個年度的生產數字顛倒公佈了，即將一九五七年高產數字公佈為一九五八年的生產數字，而將一九五八年的較低數字公佈為一九五七年的生產數字。這樣的造假數字，真是令人可怕的。

　　回到株洲市，恰與薄一波同志相遇，當談到糧食數字時，我說：「實產糧食數字可能沒有估計的那樣多，今年徵購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很勉強的。如果徵購了過頭糧，不僅將來返運困難，而且會影響農民的生產情緒。估計徵購九百億斤為宜。」薄一波同志說：「你給中央打個電報。」我說：「請你寫吧。」後來還是用我的名字寫了一個電報，說明不能徵購一千二百億斤，只能徵購九百億斤。這個電報妥當與否，應由我個人負責。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懷疑觀點，是沒有隱瞞下來的。

　　上海會議時（一九五九年四月），正值西藏發生叛亂，當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進軍西藏的一些事務性工作上了，因此，對其他問題沒有提意見。

　　我在一九五九年五月訪問了東歐各國，六月中旬回到北京。第二天到國防部辦公樓，聽了黃克誠關於國內情況的說明。山東菏澤地區的糧荒情況，比我出國時要稍微緩和些。四月開上海會議時，甘肅還說是餘糧省，現在已成為嚴重的缺糧省，運輸力缺乏，運糧進去也不容易。我問：「軍隊中還可抽出一點運輸力嗎？」黃說：「凡能抽出的已全部抽去了，海軍艦隻抽了一部分到重慶幫助運糧，空軍也抽出了一部分，如再抽調要影響備戰。現在油的儲備也有問題。」黃說：「西藏平亂，雖已勝利，但運輸車輛還不能減少。」他在談話時，有些為難的表情。我說：「還是想辦法抽出一點運輸力來幫助地方。」我說：「東歐各兄弟國家人民，對中國很熱情，各國領導對西藏叛亂是很關心的。」我又說，七月一日中央在廬山召集工作會議，我現在很疲勞，想休息一下。廬山會議請你參加，因你是書記處書記，地方和軍隊情況都比較熟悉。他說，廬山會議還是你自己去的好。他願留在軍委管家。我就只好自己去，不便過於勉強。

　　六月二十九日，在武漢乘輪船到廬山，七月一日休息一天，二日開會。毛主席概述了形勢，大體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中央辦公廳所發材料不少。我編入西北小組，幾乎每次會都去出席，約十次。參加國務院兩次會是討論計劃工作；參加了中央常委會一兩次，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去。

　　周小舟來我處談過兩次。第一次談了湖南工業情況，他說，過去湖南沒有重工業基礎，現有鋼鐵廠、電機製造廠、機械廠等；輕工業有很大發展；水利建設成績也很大，平均四十天不下雨，還可保收。約談了數十分鐘，吃午飯去了。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他說去年糧食造了假！我說：「為什麼呢？」他說：「是壓出來的。一次說糧食數字不落實，第二次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數字，下面幹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我說：「只能是有多少報多少，決不能虛報也不能少報。」他又說：「現在吃大鍋飯（公共食堂），就要大鍋大灶，燒柴火也不節省，勞力也不節省；小鍋小灶，婦女、弱勞力都可以煮飯，現在非強勞動力不可。搞了公共食堂，家庭用水也不方便，群眾對公共食堂有意見。」我說：「這些問題，你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他希望我有機會同主席談談，向主席反映一些具體情況。我說：「軍隊方面也常反映一些社會情況，我都送給主席看。」他說：「主席能看到嗎？」我說：「能看到。」

　　張聞天住在我隔壁院子，一出門就見到，談的次數多些。多在散步時，隨便談談。時間久了，已記不清楚，大概談及幾件主要的事情：小土爐煉鐵是得不償失。我說，煉土鐵是有得有失（後來我給主席信，別人抄錯變為有失有得）。張說：「你的估價還比較高。」張說：「要很好學習歷史，毛主席從中國歷史中學了很多東西。」我說：「在黨內真正懂得中國歷史的還只有毛主席一人。」我表示會議後要認真學習政治經濟學，認為斯大林解決了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問題，但沒有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在這個問題上，是犯有錯誤的。毛主席解決了這個大問題，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這進一步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

　　以上是在廬山會議期間，七月十日前後和周小舟、張聞天談的大致內容。此時，黃克誠還未去廬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初期，我參加了西北小組。七月二日開幕以後，從七月三日到十日的八天中，我在小組會上共有七次發言（或插話）。這些都在會議時期中央辦公廳的簡報上陸續印發給到會同志。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對我七月十四日信批判以後，西北小組又將我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或插話）幾經校對，集中印發給到會同志。

　　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在我給主席寫信以前，並不是一言不發，而是在言詞中表露了對某些「左」的現象不滿，這才是事實。

　　從七月一日起，除參加會議外，就是坐在室內看中央部門有關財經的文件、群眾來信、會議簡報。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國家計劃工作嚴重比例失調，毛主席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實際工作中去的看法。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內容。本決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時，警衛員說，主席剛睡。我就去西北小組參加會議去了。

　　十三日晚飯後，就開始寫那封信（實際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將寫成的信，送給主席親收。十六日中央辦公廳印發出來了，我於十八日參加小組會時，我說明這封信只是寫給主席個人參考的，請求中央辦公廳收回我這封信。可是二十日前後，張聞天、周小舟還有其他人發了言，都說基本上同意我那封信，黃克誠十八號晚或十九號晚才到廬山的。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我未看到。毛主席于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批判了我那封信是反黨性質的綱領，說在寫這封信之前，就有人發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這不是反黨集團又是什麼呢？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後，會議的空氣就變了，我的情緒也是緊張的。

　　為了表白我當時寫信的動機和願望，故在這裡再次把我對當時國內形勢及對當時一些具體問題的觀點說明一下（成績就不詳細談了）。

　　我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看法：我認為當時是處於大好形勢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國人民在党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在各地陸續組成。大躍進運動的廣泛掀起，和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與我國人民為迅速擺脫「一窮二白」的願望相適應的。這些總的大好形勢，給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鞏固人民公社和持續大躍進方面，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是，是不是在當時就沒有什麼問題呢？不是。而相對的在某些地區，或某些具體政策上，是存在著嚴重的缺點或錯誤的。在廬山會議時，我所寫的信，是起源於這些問題。

　　首先，我當時對計劃工作是有意見的。認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設項目過多過急，不少工廠返工和窩工，分散了資金，致使必成項目推遲，而形成了原材料緊張。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繼續擴大基本建設。在發展鋼鐵工業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業及材料工業的建設和發展，而相對地忽視了原料工業。原料工業是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的基礎，如果基礎不鞏固，就會影響加工工業的發展。對於這個問題，我在七月十四日給主席的信上，舉出了一系列的例子，如：沒有認真研究煉鋼、軋鋼及碎石設備和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對於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和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以及市場商品安排，等等，也注意的不夠。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

　　我當時認為，在計劃工作方面的不夠實事求是，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我當時也顧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的一些基本建設項目，不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會要延長比例失調（主要是農業遠遠地落後於工業），某些被動局面就難以擺脫，將會直接妨礙四年趕英或超英的躍進速度。在給主席的信中，我也提到「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於決斷」。我當時認為有四個難於決斷的原因：一是地方要求多快；二是政府各部門要求多快；三是中央也希望多快；四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速度，還沒有得出客觀規律。

　　斯大林同志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摸索了約近二十年才得出結論，即社會主義建設速度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三至十四點八七。我國情況，比蘇聯當時的情況有所不同。首先，我們人力比他們多；其二，是國際環境比較好；但是我們的工業基礎是比較差的。根據具體條件的比較，我國的建設速度可能會快些。但是究竟快多少呢？如果四年翻一番，每年要遞增百分之十八點九三；如果三年翻一番，每年要遞增百分之二十六。我當時想，我們四年翻一番，爭取三年半完成，因無經驗，沒有提出來。我總覺得，計劃工作沒有一個年度標準是不好做的，容易產生冒進或保守現象，只好檢討再檢討。我在給主席的信中，批評計劃工作就占了信的一半，只有「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於決斷」這句話，是原諒計委的。

　　我認為，在農業方面也要有一個標準為宜。從解放以來，在現有條件下，平均每年能夠增長百分之七就算不錯了。至於將來農業機械、水利、肥料條件改善和加強後，那時肯定會快得多。從解放後，我國農業每三年中就有豐年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一年。一九五二年是豐年，一九五三年是平年，一九五四年是歉年；又一九五五年是豐年，一九五六年是平年，一九五七年是歉年。過去是以豐補歉。一九五八年是一個特大豐年，但由於好多地區收穫得不好和保管得不好，也有些地區發生多吃和其他浪費現象，不但國家庫存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如果過去的自然氣候是帶有規律性的，那麼一九五九年就是平年，一九六〇年是歉年。一九五八年秋有九千萬人煉鐵，一九五九年繼續七千萬人大搞水利建設，這對長遠利益來講，當然是有好處的，但對當年的農業生產來講，是有些不適應的。再加上各方面一齊有幾個「大辦」，這就勢必造成農業缺乏勞動力，而直接影響農業增產，又進而影響到一些工業、輕工業的原料來源和副食品的供應。

　　在當時對小土群煉鐵問題的議論，有三種意見：一是有損無益；二是得不償失；三是有得有失。我是第三種看法，反對前兩種看法。

　　當時，在貿易政策方面，我對「內銷服從外貿」，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出口過多，就會引起國內市場緊張，將影響貨幣回籠和財政收入，也就會影響大躍進。

　　那時我把這些概括起來為「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來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經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以及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大躍進的關鍵所在。」

　　在那個時期，有許多地區的領導同志，滋長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有時他們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長遠的戰略性的任務，錯誤地作為當時的行動口號。在某項工作任務中，缺乏認真研究具體條件，憑自己的主觀願望作決定。有時中央下達了任務，他們層層加碼。甚至流傳了一些純主觀主義口號，如：「人有多大的膽，地就有多大的產」；「左比右好，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當然，這些錯誤說法，他們是不會直接講給主席等領導同志聽的。我認為，這種做法和說法，實際上是在破壞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在農村勞動力的組織方面，有許多地區過分強調大兵團作戰，不按照強弱勞動力相互搭配，反而實行強弱分別組織。這樣組織勞動力，是不適合我國現階段農村生產技術水平的。

　　在當時，某些地區嚴重地刮起了幾股黑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有相當數量的基層幹部（其他各級幹部也有不少），把才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誤當做共產主義已經來臨，把大批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盲目地集中起來，實行所謂「共產主義」；新居民點還沒有建立起來，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樹木、竹林。有不少農戶怕「共產」，就低價變賣家產。有些幹部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績，就無限制地上報「衛星」數字。本來產量不高，而報上去的數字很高。如果這些數字堆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可怕！這種現象的產生，不能說與某些領導部門要求的任務過重無關。許多基層幹部，為了放更高的衛星或完成上一級交給他的層層加碼下來的生產指標，便採取了強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區打人竟成了風氣，完不成任務打，出工遲到也打，說話不好聽也有挨打的。

　　在勞動生產中，有些地區不照顧婦女生理特點的現象也很嚴重，致使不少婦女發生子宮下垂和停經的疾病。這些風氣，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烏石、平江等地時，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因為有不少農民到我處申訴、告狀。由於這些黑風在某些地區刮起，直接影響了我黨基層組織在那些地區群眾中的威信，使中央領導同志在那些地區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更嚴重的是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浮誇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強迫命令等。這些問題，在廬山會議初期，到會同志並沒有推心置腹地談出來。鑒於以上這些情況，就促使了我給主席寫信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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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兩次鄭州會議，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主席在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人參加的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了人民公社問題以及《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等。另一次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會議還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

　　②武昌會議，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毛澤東主席在武昌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的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決議》（草案）及工農業生產問題，通過了《中央同意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問題的幾個建議》等文件。本書同頁提到：「武昌會議時，我參加了西北小組」，這裡的「武昌會議」，指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舉行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等文件。上海會議，即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四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人民公社、國民經濟計劃、工農業生產以及八屆七中全會的議程等問題，形成了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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