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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變與第五次 反「圍剿」的開始


  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派和親日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應利用這一新形勢,打破蔣介石正在準備的第五次「圍剿」。根據這個簡單的認識,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甯總政委處轉告我的。

  三軍團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轉移時,就便請示總政委,得知中央還要把贛東北區三千人的紅十軍南調,到中央蘇區集中。紅軍主力不出閩浙贛邊區,不去威脅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軍的掩護者,福建事變只能成泡影,是不能鞏固的。蔣介石有錢進行收買,再加強大的軍事壓力,十九路軍就會完蛋。金錢收買再加軍事壓力,這是蔣介石的慣技,只有對紅軍不靈。

  我們不支持十九路軍,中央蘇區的一翼失去了依託,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樑,福建事變很快失敗了,蔣介石準備了一年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像這樣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討論,前方司令部也不開會討論。絲毫也不重視粉碎第一、二、三次「圍剿」的經驗,更不重視戰場指揮者的經驗。這種主觀主義在當時很使人著急。

  第五次「圍剿」開始後,對他們的軍事路線錯誤也就有了深一層體會。特別是把一、三軍團分開作戰,使我軍不能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如:保衛黎川的是一個五六百人的獨立團,蔣介石以三個師進佔黎川。失去黎川,這是必然的,不放棄就會被消滅。結果撤去獨立團領導人的職,開除黨籍,公開審判,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我當時對這種懲辦主義表示憤慨。說,為什麼要審判他?要審判的人還多呢!

  在黎川失守後不久,令三軍團從福建泰甯向洵口(黎川東北)前進。在洵口與敵一個師遭遇而消滅之(三個團缺一個營)。這個營據守山頂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無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時間,即可消滅,這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領導者李德不待圍死之營消滅,強令三軍團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間)進攻,鑽進硝石這個死地。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裡,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幾乎被敵殲滅。泰寧以北之敵,發現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寧進攻模樣;黎川、南豐、南城之敵,亦有向硝石夾擊消息。我速電反對上述命令,算是得到複電,允三軍團撤回洵口,倖免被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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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同紅軍作戰。十九路軍領導人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等逐漸認識到,跟隨蔣介石同紅軍作戰是沒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們同紅軍簽訂了抗日反蔣的協定。十一月,他們又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公開宣佈同蔣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失敗。

  李德(1900-1974),又名華夫,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一九三二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蘇區,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同當時的「左」傾錯誤領導者,在軍事指揮上實行了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一九三九年,李離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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