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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彭德懷自述 | 上頁 下頁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後大約三四天內,一九三〇年三月初,我們正將三、四縱隊集結於永新、吉安、安福邊境,在進行奪取安福城的攻城練習。某晚深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當時公略已去六軍,代遠、鄧萍和我在。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說袁、王在永新縣城縣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王佐講話時,把駁殼槍在桌子上一擺。現在永新城內駐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隊,如不承認這一條件,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我說:「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時,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至如此嚴重吧!為什麼變化這樣快呢?」朱昌偕說,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撥起來的。紅四軍前委於一九二九年一月討論「六大」決議時,將其中有關爭取土匪群眾,孤立其首領一段刪去未傳達(討論「六大」決議,袁、王參加了,刪去那段是四軍前委常委決定的),袁文才在紅四軍政治部找到原文對出來了。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後,將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王佐不識字),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我說:打南雄回來以後,約半月,有一天近黃昏時,我一個人到王佐處,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關係搞好一點,王總是撇開此事。黃昏以後,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緊張,立即把手槍拿出來,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我知道他有懷疑,坐著未動,說:「這裡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同志,你來幹嗎?」傳令兵回答說:「黨代表要我來接你,怕路上有狼呀。」從上面事情來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與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三十裡)接近縣城,守住浮橋。等天明時再和他們談判,弄清情況後,再行決定。據說四縱隊一部剛到浮橋邊,袁、王察覺,即從城內向橋上沖來,一在橋上被擊斃,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餘人系井岡山老土匪,沖出城外逃回井岡山去了。其餘部分在城內未動。

  特委向部隊說明袁、王「罪惡」後,將其部隊改為湘贛邊區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導。以前我們沒有預聞,以後我們也未干預此事。

  紅四軍離井岡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爭取了袁隨四軍出動的。在部隊出動前,毛主席同我談過。毛主席說,袁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這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們坐在地上談的。這樣做是想爭取袁文才進步,使他離開舊基礎,改換新環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圍剿」後,項英來到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領導機關和部隊(二十軍)撤到河西永新。在討論如何去爭取他們時,我便同毛主席談了袁文才和王佐這件事。毛主席說,討論「六大」文件時,不應該要他們參加。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那次隨五軍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來的,我們未向他建過議,要是王過去有懷疑,他就不會隨我們出去。

  在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有人說彭德懷為吞併袁、王所部,不惜殺害袁、王。此案必須請求審委弄清楚,我要是從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槍,甘願償命賠罪。此事還有陳正人活著可查明。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特委同志也有責任,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假設這些合於當時事實,那麼就同一九三〇年敵人進行第一次「圍剿」之緊急關頭時,總前委在橋頭決定解散二十軍的情況,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岡山和第二次到井岡山恢復根據地,是完全擁護毛主席對綠林部隊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和具體政策,才能逐漸提高綠林部隊的政治覺悟,促其思想進步,才能逐漸分化和改造他們。什麼「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領袖」,這只是教條主義的階級路線,而不是具體的實踐的階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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