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自述袁文才、王佐事件

袁文才、王佐事件

　　在潘心元走後大約三四天內，一九三〇年三月初，我們正將三、四縱隊集結於永新、吉安、安福邊境，在進行奪取安福城的攻城練習。某晚深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秘書長陳正人（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當時公略已去六軍，代遠、鄧萍和我在。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說袁、王在永新縣城縣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王佐講話時，把駁殼槍在桌子上一擺。現在永新城內駐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隊，如不承認這一條件，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我說：「去年五六月間，王佐率特務營和五軍共同行動打酃縣、桂東、城口、南雄時，還不壞，不算太蠻橫，不至如此嚴重吧！為什麼變化這樣快呢？」朱昌偕說，這完全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以後挑撥起來的。紅四軍前委於一九二九年一月討論「六大」決議時，將其中有關爭取土匪群眾，孤立其首領一段刪去未傳達（討論「六大」決議，袁、王參加了，刪去那段是四軍前委常委決定的），袁文才在紅四軍政治部找到原文對出來了。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後，將那段原文念給王佐聽（王佐不識字），對王佐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我說：打南雄回來以後，約半月，有一天近黃昏時，我一個人到王佐處，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關係搞好一點，王總是撇開此事。黃昏以後，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來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緊張，立即把手槍拿出來，左右人員也把槍端起來了。我知道他有懷疑，坐著未動，說：「這裡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同志，你來幹嗎？」傳令兵回答說：「黨代表要我來接你，怕路上有狼呀。」從上面事情來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與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三十裡）接近縣城，守住浮橋。等天明時再和他們談判，弄清情況後，再行決定。據說四縱隊一部剛到浮橋邊，袁、王察覺，即從城內向橋上沖來，一在橋上被擊斃，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餘人系井岡山老土匪，沖出城外逃回井岡山去了。其餘部分在城內未動。

　　特委向部隊說明袁、王「罪惡」後，將其部隊改為湘贛邊區獨立團，受特委直接領導。以前我們沒有預聞，以後我們也未干預此事。

　　紅四軍離井岡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爭取了袁隨四軍出動的。在部隊出動前，毛主席同我談過。毛主席說，袁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這是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們坐在地上談的。這樣做是想爭取袁文才進步，使他離開舊基礎，改換新環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圍剿」後，項英來到中央蘇區，富田事變的領導機關和部隊（二十軍）撤到河西永新。在討論如何去爭取他們時，我便同毛主席談了袁文才和王佐這件事。毛主席說，討論「六大」文件時，不應該要他們參加。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時，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那次隨五軍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來的，我們未向他建過議，要是王過去有懷疑，他就不會隨我們出去。

　　在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上，有人說彭德懷為吞併袁、王所部，不惜殺害袁、王。此案必須請求審委弄清楚，我要是從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槍，甘願償命賠罪。此事還有陳正人活著可查明。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特委同志也有責任，我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假設這些合於當時事實，那麼就同一九三〇年敵人進行第一次「圍剿」之緊急關頭時，總前委在橋頭決定解散二十軍的情況，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岡山和第二次到井岡山恢復根據地，是完全擁護毛主席對綠林部隊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和具體政策，才能逐漸提高綠林部隊的政治覺悟，促其思想進步，才能逐漸分化和改造他們。什麼「爭取其群眾，孤立其領袖」，這只是教條主義的階級路線，而不是具體的實踐的階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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