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傳(135)_學達書庫

一三五

　　（七）研究機構內党的領導方法問題。他在報告中提出，研究機構內的黨組織，在領導工作中盲目性還不少，今後要「學習黨的方針政策，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深入到業務工作中去，向專家學習……成為領導科學工作的內行，而不要安於外行」。為此要做到：1.研究所一級的黨組織在所內起核心領導作用，「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上級指示，研究和決定所內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包括業務中的重大問題」。2.研究所內各個研究室、課題組一級的黨組織，其性質一般類似機關支部。「任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發揮黨組織的堡壘作用，保證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保證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3.黨員個人不許超越職權，隨便在工作上發號施令，「在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當中，黨員個人的見解，並不代表党，黨組織也不要求黨員一定要擁護或反對某一種學術見解」。4.研究機構內，應當充分發揮各級行政業務組織和領導人的作用。5.研究工作問題的處理，要貫徹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的原則。「目前必須在群眾民主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領導人和專家在處理研究業務問題上的責任制度，明確職責權限。」6.研究機構內的行政工作幹部，必須樹立為科研工作、為科學工作者服務的觀點，努力改進和做好服務工作。7.為了改進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黨組織必須講究工作方法，適應工作對象的特點。「要學會更多地運用『神仙會』等和風細雨的方法，運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以親切誠懇的態度，同知識分子交朋友、談心、自由交換意見，關懷他們、幫助他們進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關係。」

　　請示報告說：鑒於以上存在的突出問題和認識上的種種誤差，所以，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擬定了科學工作十四條，請中央審批。

　　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聶榮臻的報告。這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沒有參加，由劉少奇主持，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員都到了。聶榮臻在會上作彙報，陳述了制定這個文件的過程和理由，舉了大量違反党的知識分子政策的例子，說明制定《科學工作十四條》的必要性。他的結束語是：有了《科學工作十四條》，就能「正確執行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和『雙百』方針，調動廣大的年老、年輕，黨內、黨外的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張勁夫作了補充說明。到會的領導人都認為這是個好文件，得到會議批准，後來又送經毛澤東批准。

　　7月19日，中央將《關於自然科學中若干政策問題的請示報告》以中發（61）505號文件正式下發。在這個文件上中央作了批示：認為請示報告中提出的各項政策規定和具體措施是正確的，在自然科學工作中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同時，這個文件的精神對於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也都是適用的。

　　《請示報告》和《科學工作十四條》下發以後，聶榮臻想，雖然事前廣泛聽取了一些部門、科研單位的科技工作者和領導幹部的意見，但這樣一個涉及諸多的問題，影響廣泛的文件，能真正讓所有的有關人員接受，是不容易的。他讓國防科委、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再次廣泛徵求黨內外科學家的意見，展開調查試點工作。

　　瞭解到的情況，使聶榮臻感到欣慰。文件下發後，在自然科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科學工作者無論黨內、黨外，青年、老年都表示熱烈歡迎，同時，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見。人們普遍認為，文件是解放以後党領導科技工作的全面總結，是調動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性、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多做貢獻、多出人才的正確政策。

　　在國家科委的組織下，各部門、各單位、各地方、各研究單位認真組織落實《科學工作十四條》。各研究機構都開了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對研究人員最關心，要求最迫切的問題，盡可能予以解決。如對1957年以後，在運動中被批判或鬥爭錯了的人，分別甄別平反，解除思想疙瘩。開展學術民主，廣開言路，切實保證每週有5天的科研時間，精簡會議，減少科學家、專家的行政事務等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廣大科研人員對貫徹科學工作十四條後的形勢，普遍感到滿意。人們心情舒暢，精神振奮。研究人員絕大多數在不同程度上，更加靠近黨了。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兩彈」攻關任務的完成。

　　《科學工作十四條》的作用是明顯的，但它又有局限性。比如，沒有在根本上給知識分子確定階級屬性。時僅半年之後，關於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問題就又一次擺在人們的面前。這就成為1962年初春廣州會議的主要議題。

　　廣州是座景色宜人的城市，珠江從城中無聲地流過。2月，北國還沒有告別銀色的世界，這南國之城卻已充滿春意了。

　　1962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由聶榮臻在這裡主持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學工作十四條》貫徹後的東風，搞出一個新的科學規劃來。

　　2月16日，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對這個會議，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極為支持。那時，全國經濟狀況還比較緊張。廣東雖說好些，但物資也不富餘。不過陶鑄還是組織了大批的罐頭食品、水果、豬肉等，供會議使用。

　　到會的有全國各專業、各學科的代表310人。科學家們來到廣州後，聶榮臻先找了幾位科學家談心，發現這幾位科學家分別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情緒。有人提出「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提法如何理解？」有人反映：「一提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的，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頂帽子總使我們感到低人一頭，連子女也因此受歧視，從沒有聽人提誰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情緒集中地表現在這個問題上。聶榮臻覺得這個問題很大，關係到幾百萬知識分子。他想起一次在國務院會議上的爭論。

　　那次會上，討論到關於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問題時，有人提出，是不是還籠統地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聶榮臻在會上發言說：「革命這麼久了，大學為我們培養的都是知識分子，難道是為資產階級培養的？這不能理解嘛！」

　　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同意聶榮臻的意見。她說起話來很激動：「辦那麼多學校，都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幹什麼！那是不合邏輯的。」

　　聽了這些反映，聶榮臻想，既然知識分子如此關心他們的階級屬性問題，而且，看來還有許多心裡話要說。他找韓光、范長江、張勁夫等商量，把會期適當延長一些，除了討論新的科學規劃以外，索性多聽聽科學家們的意見，進一步做好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大家都同意聶榮臻的意見。所以，廣州會議的會期比原計劃延長了10多天，一共開了25天。

　　2月下旬，正好周恩來、陳毅也在廣州。聶榮臻請他們到會講話。他在電話裡對周恩來說：這幾天會議中，科學家們對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水利、教學改革、科學工作中大搞群眾運動等提了許多疑問。尤其是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說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見很大，怎麼回答好？

　　是否請你到會講講。周恩來在電話中說：「就叫人民的知識分子，具體怎麼講，我到會上再說。正好戲劇創作等幾個會議也在這裡開，與會的都是知識分子，也要我講話，到時候我集中講講知識分子問題吧。」

　　3月2日，周恩來到會講話。會議是在市政府禮堂舉行的，幾百名知識分子歡聚一堂。聶榮臻在主席臺上看到，周恩來拿了一張從日曆上撕下的小紙片，可能就是那天他們通電話時記的幾句話，一講就是近兩個小時。講話記錄稍加整理，就成為政策性、邏輯性很強的《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好文章。

　　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現在不能籠統地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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