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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他的行動很快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一次吃飯時,一個工人悄悄地告訴他:敵人發覺你了,還是躲躲好。唐山兵運工作的情況還沒有來得及瞭解,好在工運工作部署已經告一段落,他便返回天津。在唐山他只呆了幾天時間。

  「被人發覺了,很危險,幾乎回不來了!」見到妻子時他這樣說。直到這個時候,張瑞華才知道他去了唐山。

  後來賀昌也到了唐山,也很快被敵人發現。為了逃避敵人,他躲到運貨的火車車廂裡,拉回天津。

  在聶榮臻離開的幾天中,張瑞華妊娠反應十分厲害。一天她到樓下洗衣服,和房東太太說著說著話就暈倒了。房東太太把她扶進房間。那兩天,她完全靠著房東太太照顧。

  聶榮臻對妻子十分體貼。一次他們到商店去,張瑞華突然感到頭暈,靠在門上,聶榮臻見狀立即叫了輛黃包車,一起回到住所。事隔幾十年,張瑞華對當時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那是飽含著甜蜜的回憶。

  4月下旬,聶榮臻去北平,佈置「五·一」節撒傳單。

  這是聶榮臻第一次進北平。街頭迎面刮來古都春季特有的風沙,整個天空灰濛濛的。大街上走著騾馬,甚至還有駱駝,到處都是灰塵。北平給他留下了破舊陰暗的印象。

  他先住進一家旅館,憲兵查得很緊,只好找關係住進北京大學。

  北平有個憲兵三團,是很厲害的,殺了很多人。敵人搞連環保,整條街要互相保證,出了事情整條街的人都要負責,所以搞得很緊張。聶榮臻在北平期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北平市委書記胡錫奎寫了「五·一」傳單稿,送往秘密印刷所準備印刷,不料走錯了門,一敲門,人家不認識,以為他是小偷。當時共產黨人穿著都很隨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關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沒有搜他,打了一頓,叫他走了,傳單還帶在身上。聶榮臻見到他,對他說:「你算是走運,糊裡糊塗進去,又糊裡糊塗出來!」

  聶榮臻住在北大學生宿舍簡陋的平房裡,與學生們同睡火炕,在沙灘小吃店就餐。與學生們一起吃、住,既安全又自由。

  他看到學生們的情緒比較低落,瞭解到有些人被捕過,有的黨員藉故不參加活動,這是革命處在低潮時的群眾情緒。「左」傾盲動主義領導者就是不認識這個現實,不顧組織暴露和流血犧牲的危險,一味地發動示威、遊行、貼標語、撒傳單,表示共產黨力量的存在。通過在學生中的觀察,更增強了聶榮臻對「左」傾盲動主義的反感。他晚年回憶起這段歷史,心情仍不能平靜。他感慨地說:「原來黨的基礎很好,上海各地的基礎很好,就是那樣搞來搞去,幾乎等於零了。一直到抗戰,才慢慢地恢復起來。使白區工作損失最大的首先是盲動主義。不顧現實的可能性,一味蠻幹,就是為了『擴大政治影響』。」

  這次李立三佈置的「五·一」節遊行,最後還是取消了。

  聶榮臻在順直省委工作了4個月,5月初即奉命調到上海。為了安全,藉口到外地辦事,買了張火車包廂票,悄悄離開天津。張瑞華在天津留到5月中旬。因為平時同房東和鄰居的關係融洽,年輕的和年老的太太們都要到火車站為張瑞華送行。可是,怎麼送呢?她向房東說的去向是河南,說回老家,那是個托詞。一送,就會把秘密洩露了。她婉言謝絕了,提個箱子,獨自一人到了火車站。

  ※第九章 在中央特科

  1930年5月,聶榮臻開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設在敵人控制下的上海。敵人一直利用各種手段,特別是叛徒告密,窮凶極惡地搜索並破壞黨的各級組織。党的重要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彭湃、楊殷、向警予等人先後被捕犧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證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個極其嚴峻的任務。1927年1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設立特科。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特別委員會,負責這一工作,簡稱「特科」。它是中央的情報和保衛工作機關,負責派人打入敵人內部,瞭解情況,保衛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員的安全,營救被捕的同志和鎮壓叛徒特務。特科工作的決策人是周恩來,日常工作由顧順章負責。

  顧順章雖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無產者的習氣很重,而在特科,出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又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這樣一個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墮落,要聶榮臻去加強特科的政治領導。不過,對顧順章實施政治影響是很困難的,他不聽那一套,他又是負責日常工作的。

  他叫聶榮臻負責搞行動,意思是看你這個知識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殺叛徒、特務。做具體領導工作的,還有陳賡、李強等人。陳賡負責情報工作,李強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

  中央的地下無線電臺就是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這些電臺保證了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往來,加強了中央對蘇區工作的指導,使紅軍能及時瞭解敵情,迅速調動。

  搞行動,最基本的工作是審訊和處置叛徒、特務。後者好辦,前者很困難。蔣介石捕殺共產黨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內情,認識党的重要領導人,瞭解党的行動規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為了完成這一工作,聶榮臻仍以記者身份作掩護,化名李先生,經常淩晨外出,深夜方歸,甘冒各種危險。

  張瑞華回憶這一段生活時說:「那時搞特科,是我沒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貓子一樣,一清早5點鐘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點鐘,一兩點鐘,甚至有時到3點鐘才回來。我5點鐘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簡單。他走了,我在家,還擔任著機要交通的任務。他晚上兩點左右回來了,我不能睡,晚上總是聽著,聽著,有聲音沒有,他一走進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聲與別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門裡邊等,等著腳步聲音停了,按約定輕輕敲幾下,知道是他,就開門讓他進來。」

  捕捉和審訊特務、叛徒,是件很危險的工作。敵人得到一個有價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護。要處決一個叛徒必須證據確鑿,使其無從抵賴,如果稍一疏忽,不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犧牲的可能。聶榮臻對張瑞華說:「如果到黎明我不回來,你就離開這個地方。」

  由於持續地高度緊張,張瑞華得了神經官能症,這個病症一直伴隨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對白色恐怖、保衛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報的組織裡。凡是要危害共產黨的事情,打入敵人情報組織裡的人就先發現了,轉告中央,趕快採取對策。這樣,黨組織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險。

  1930年4月至10月,蔣介石等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混戰,投入總乒力達100萬以上。他們的後方空虛起來,這為革命力量的發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時機。在這種情況下,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惡性發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7月13日,李立三在臨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南京組織士兵暴動是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起點,緊接著組織武漢暴動,以爭取武漢為中心的附近幾省的首先勝利。

  李立三叫聶榮臻去組織鎮江起義,成功後,再進攻南京,最後與攻打長沙、南昌的紅軍會師武漢;叫劉伯承到武漢策劃起義,以迎接各路大軍在武漢會師。李立三還要求各地紅軍向大中城市發動進攻。於是,劉伯承去武漢,聶榮臻到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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