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53)

一五三

　　當然，這些已經都是歷史的陳跡，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黨中央已經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專門發了《中共中央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問題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幫」長期以來散佈的流毒和影響是很難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為什麼要如此大張旗鼓地狠整所謂的「華北山頭主義」呢？說來也很簡單，就是因為北京軍區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們陰謀篡黨奪權，就首先要把北京軍區的軍權奪到手，才能夠放心。

　　事實上，我自從不兼華北軍區的職務以後，從來不過問軍區的工作。至於在軍區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時候來看望我，這是有的，但我從不向他們交代軍區工作應該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始終是這樣做的。北京軍區機關華北的幹部（包括某些領導幹部）多一些，這是歷史形成的客觀事實。我想，其他軍區的幹部狀況也大體如此。問題不在於哪個地區的幹部多少，而要看他們是不是真在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我相信，北京軍區所有原華北地區的幹部是能夠識大體顧大局的。我希望，北京軍區的所有幹部，不論是原來的還是後來的，都不應該有宗派主義，要特別注意團結好；在黨中央和軍區黨委的領導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軍區建設好；用實際行動來肅清林彪、「四人幫」長期散佈的流毒，來回擊林彪、「四人幫」一夥對所謂「華北山頭主義」的誣衊。

　　§所謂「二月逆流」

　　關於「二月逆流」的問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

　　很明顯，這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在「文化大革命」中製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這一事件的主要標誌就是所謂「兩個大鬧」，一個是「大鬧懷仁堂」，一個是「大鬧京西賓館」。當然，這兩個所謂「大鬧」，只不過是這場矛盾的爆發點而已，在這以前還有個醞釀過程。當時我們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認為是錯誤的，如紅衛兵搞大串聯，把正常的社會秩序搞亂了；到處號召人們「造反」，工廠、農村的生產日益下降，甚至停頓；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都無法正常進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幫」對老幹部一個一個都要打倒，這些老幹部是與我們共同戰鬥過來的，互相瞭解，誣衊他們是叛徒特務，我們是絕不能同意的。後來，林彪、「四人幫」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軍隊，企圖把軍隊也搞亂。對紅衛兵小將，先是利用他們把水攪混，又反過來整他們，定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來。在他們的挑動下，全國各地武鬥頻繁，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嚴重。祖國處於危難之中。一切正直的共產黨員面對這些問題，不可能不深思、焦慮，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擔憂。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開始，為及時處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方面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同志主持，每兩三天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吸收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參加。在這個會上，老同志們與「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於在二月十六日發生了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激烈鬥爭。

　　懷仁堂碰頭會的會場情況是很有意思的。周恩來同志主持會議，當然每次都坐在會議桌的頭上。我們幾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裡、谷牧同志和我等，經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這一邊。而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所謂「文革派」成員也自然地湊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邊。真可以說是「兩軍對壘，陣線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幾天的碰頭會上，葉劍英同志對坐在對面的陳伯達等一夥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工廠搞亂了，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同志也激動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把軍隊搞亂，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李富春同志因為協助周總理抓生產等日常工作，經常找一些副總理研究情況，康生當面誣衊他是「反黨俱樂部主任」。

　　富春同志說，我再不抓，對周總理的壓力更大，你們既然這麼講，那就組織專案審查吧！我在會上也對他們說，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員，都是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有的還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二月十六日下午，思來同志再次在懷仁堂召集碰頭會議，原定計劃是討論「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

　　當譚震林同志向張春橋、姚文元提出，要他們向上海有關群眾組織打招呼，保陳丕顯同志時，張春橋托詞要同群眾商量，當場拒絕。譚震林同志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党的領導呢！不要党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蒯大富這些人是什麼東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任何一次。

　　譚震林同志說完後表示，即使坐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當時他的確很激動、很堅決，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陳毅同志接著說，這些傢伙上臺，就是搞「修正主義」，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擁護主席，實際上反對主席。斯大林死後不久，赫魯曉夫就篡了權，他上臺，還不是大反斯大林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的。這些話很明顯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們最痛的地方。余秋裡同志也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的所謂造反派不給我道歉，我就不去檢討。李先念同志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恩來同志當即責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

　　碰頭會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當天把老同志們的發言和會議情況整理了一個記錄，上送告狀。

　　兩個月以後的四月份，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常委會議上，因為再一次講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被抄家，保險櫃被砸開，許多機密絕密文件被搶走等等情況，大家非常氣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這就是所謂的「大鬧京西賓館」。

　　從那以後，我們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林彪、「四人幫」一夥煽動和操縱各種群眾組織，對老同志們每天都在打倒、炮轟、糾纏，使你無法進行正常工作，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不能發揮作用。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這中間還出現了一個插曲。有一次康生在會上講到「二月逆流」時說，「二月逆流」打急先鋒的，現在講是譚震林，實際上不是譚震林，是葉劍英。葉劍英講「不教而誅」，直接拉開了鬥爭的序幕。葉劍英同志聽了感到奇怪，他對我講，我沒有講過「不教而誅」呀。我說，「不教而誅」是我講的嘛，怎麼扣到你的頭上去了。以後我向中央寫信，作了澄清。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

　　林彪、「四人幫」一夥看到有些老同志雖然靠邊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轟而未垮，而且還有許多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保他們，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儘管他們在毛澤東同志面前不斷告狀，竭盡造謠誣衊之能事，而毛澤東同志就是不說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這樣，林彪、「四人幫」一夥就認為老同志仍然是他們篡黨奪權的重大障礙。所以，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他們串通起來，有計劃地對老同志們發動了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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