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52)

一五二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除了平型關戰鬥以外，我同他接觸不多。延安整風時，賀龍同志的愛人薛明同志曾揭發：葉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國民黨特務。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後沒有再審查下去。「文化大革命」中，葉群為林彪出謀劃策，出了許多壞點子。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脹的原因之一。

　　進行平津戰役的時候，林彪出於本位主義，一再違抗毛澤東同志迅速進關的命令。毛澤東同志對第四野戰軍領導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實際上是批評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羅榮桓同志作了檢討。

　　羅榮桓是位很講原則的同志，經常對林彪的錯誤有所抵制，林彪就對他非常不滿。平津戰役結束後，林彪甚至向我提出不要羅榮桓同志當政委，要我去當第四野戰軍政委。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我當即堅決拒絕。

　　總起來說，我對他的錯誤作過一些鬥爭，但在當時，我所抱的態度是，除了原則分歧以外，為了黨的事業，作為同事，應該支持他的工作。

　　全國解放後，多次聽說他對自己的健康疑神疑鬼，長期小病大養，我是有看法的。但「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他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後，他主持軍委常務工作，對他總是往好處想得比較多。

　　林彪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暴露出來了。

　　我們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間，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上，都是有原則分歧的。但是，由於兩個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對他被指定為毛澤東同志的「接班人」，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一是看到毛澤東同志雖然經常批評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於對毛澤東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們也就往好處想，認為林彪比較年輕，經過毛澤東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經認識、改正了錯誤。既然如此，我們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帳，也就不好了。二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新選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澤東同志之後的第一名，這就事實上確認了他的「接班人」地位。這是中央的決定，我們如果再說三道四就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了。

　　但實際上，林彪的極端個人主義本質並沒有改變。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他的個人野心惡性膨脹起來，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後來竟圖謀殺害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同「四人幫」勾結起來，幹出了數不清的罪惡勾當。下面我只談幾件同我自己有關的事情。

　　§所謂「楊余傅事件」

　　「楊余傅」就是指的楊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謂「楊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反黨集團為了實現篡黨奪權陰謀而精心策劃的一個重大步驟，也是一起駭人聽聞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發佈了兩個命令，一個是說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極嚴重錯誤，決定撤銷他們的所有職務。另一個命令是任命黃永勝為總參謀長。由於林彪別有用心和有意封鎖，以致軍隊如此重大的人事變更，我們幾位軍委副主席都毫無所聞。至於這一事件何時策劃，怎樣醞釀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關於「楊余傅事件」的一次講話中說，這件事在毛澤東同志那裡彙報了，開了四次會才決定下來。可見林彪是早有預謀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駐京機關部隊一萬多人參加的大會。林彪在會上講：「……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黃永勝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這些當然都是無稽之談。林彪還造謠說傅崇碧同志帶著幾輛滿載全副武裝的汽車沖進「中央文革」駐地去抓人。他們還羅織罪名，說「楊余傅」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撲」。

　　在大會前兩天，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監禁，以後遭受了殘酷的折磨，楊成武同志一家先後被整死了三口人。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會我沒有參加，因為三月八日我的心臟病突然發作，而且是最嚴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個小時才恢復正常。當時我住在西山，他們打了三次電話，讓我去參加大會。我說，身體實在不行，只能請假。會議情況是葉劍英同志回來後告訴我的。會上，林彪一夥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員，但統統不准在主席臺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別的一些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的成員卻坐在臺上。很顯然，意思就是台下這些同志有問題，是屬可以衝擊的對象。

　　尤其意味深長的是，林彪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又說了一通晉察冀只是解放軍的一部分，意思是說楊成武在搞「晉察冀山頭主義」。林彪講話以後，康生接著講話說：「我相信楊成武的背後還有後臺的，還有黑後臺的」。他們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晉察冀的「黑後臺」。那我當然是首當其衝了。

　　在林彪、「四人幫」等一夥的煽動下，社會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葉劍英這些老同志統統打倒的邪風。

　　林彪策劃的這一套，已經使他製造「楊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異己、安插親信，首先把軍隊的大權轉移到他的親信手裡，為篡黨奪權鋪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們想要打倒但還沒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們篡黨篡軍的障礙。

　　當我得知這些情況以後，感到問題是嚴重的。果然，從四月一日起，應該發給我的一些文件、電報停發了。這說明他們已經開始行動了。我對秘書說：「不管他，文件他們愛發不發。『楊余傅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我還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誰是『黑後臺』！」四月六日，我給葉群打電話問：「你們說的黑後臺究竟指的是誰？」葉群在電話裡說：「並沒有點名嘛。」她沒有說黑後臺就是指我，但也沒說我不是黑後臺。當時社會上「炮轟聶榮臻」轟得很厲害。葉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轟，讓人家轟嘛，轟倒誰就是誰。

　　四月七日，我給毛澤東同志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對楊成武同志的看法和歷史上同楊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況。信上我還要求同毛澤東同志面談一次。四月十日，周恩來同志著秘書打來電話，告訴我說，毛澤東同志在我寫的信上批了十六個字：「榮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養病，勿信謠言。」聽了這個批語，我已經明白，林彪搞的這一套並不是毛澤東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後，毛澤東同志又當面對我說，如果講楊成武的後臺，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裡去了一趟，我問林彪：「楊成武究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強地說：「楊成武不到我這裡來。」意思是不大聽話了。我說：「他不到你這裡來，你是副主席嘛，打個電話他不就來了！」當時我感到非常可笑，這也竟然成為被打倒的理由，說明他們一手策劃的「楊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同志對參加軍委會議的同志說，「楊余傅事件」弄錯了，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澤東同志又親自批准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復名譽。此後不久，他們被釋放出來，並先後恢復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發出專門文件，為「楊余傅事件」公開平反。

　　聯繫到「楊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對和批判所謂「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使許許多多的幹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廣，持續的時間也很長，尤其對黨內團結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從林彪開始整楊成武的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開的華北會議上大整鄭維山同志，說什麼「華北山頭主義有歷史性」，「從聶榮臻、楊成武到鄭維山、傅崇碧，一個班底接著一個班底」，「是壞人當道」。還誣衊我「從一九三七年就搞山頭主義」，是「華北山頭」的「黑後臺」。「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幫」說「華北山頭」是反對林彪的；「九一三」之後，一夜之間，忽然又說「華北山頭」是緊跟林彪的，北京軍區是「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山頭主義窩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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