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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七


  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正式到中南海辦公的。當時中央軍委與黨中央住在一起,都在中南海。我的辦公室設在春藕齋,那是一間大廳,中間用木板隔開,一分為二,一頭是我的辦公室,另一頭就是作戰室。八月份,我在靜穀辦公,後來又搬到了居仁堂。我們的一切設備都是很簡陋的,同其它國家的司令部機關,簡直無法相比。蘇聯顧問團來了以後,他們的團長就問我:「你們這個總司令部怎麼這樣呀?這也沒有,那也沒有。」我說:「現在我們還在打仗,部隊很分散,物質條件仍然是很困難的,還沒有來得及調整充實,只能因陋就簡吧。」

  其實,我一直不主張把機關搞得那麼龐大。在戰爭年代沒有條件搞那麼大的機關。進城以後,隨著軍隊建設的發展,總部適當地擴大機構是必要的,但如果搞得那麼龐大、臃腫,就反而會影響工作效率。那時候的總參謀部人很少,分工也不象現在這樣細,但工作效率卻很高。

  當然,從建國後的形勢發展和軍隊建設的需要來看,開始時的總參謀部機構是不健全的,如搞軍務、編制和動員的部門都沒有,這對部隊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以及將來過渡到義務兵役制都會受到影響。這些機構,都是進城以後由我們陸續組建起來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成員,徐向前同志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我為副總參謀長。當時由於向前同志有病,因此,總參謀部的工作,一開始就由我代管,到一九五〇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為代理總參謀長。

  那時全國各地實際上是實行軍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務院,軍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管。總參謀長是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負責全軍的作戰和軍事工作。正因為這樣,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緊張。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特別是向西南進軍和大規模的剿匪,任務還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島嶼還有待解放,又要進軍西藏。軍隊一方面要向現代化正規化邁進,要加強軍兵種和軍事院校的建設;另方面又因為大規模的戰爭已漸趨結束,軍隊要精簡整編,成建制的眾多部隊要轉入到生產建設中去。軍隊工作真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尤其是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的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為緊張。

  我當時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關部門開聯席會議。這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大範圍的,比如各軍兵種、總參、總政、總後的聯席會議;另一種是總參機關各部門的小範圍聯席會議。以後者居多。我覺得用聯席會議解決問題的組織形式很好,各部的領導同志也願意這麼辦。大家把情況湊在一起,共同提出解決辦法,研究確定以後,就分頭去執行,問題處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會出現那些文牘主義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過這種辦法,我同各部門的領導同志幾乎天天見面,大家可以經常通氣。那個時候公文很少,有問題大多就在會上解決。但是有一條,就是要求參加會議的人必須熟悉情況,而且能夠負責,一問三不知,那可不行。後勤部門、軍械部門在開會的時候可以帶個搞計劃的同志,因為這兩個部門都有好多數目字,武器裝備的數目字,物資供應的數目字,非常複雜,而且需要準確,所以准許他們帶兩個助手。別的部門,都是掌握情況、熟悉情況的領導同志來參加會議。

  總參工作的核心部門是作戰部。他們晝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戰室,把前方的戰事情況瞭解清楚,把各方面來的作戰文電、各種情報在作戰室看完。然後安東同志和辦公室其他同志把當天要處理的事情向我一一報告。安東同志當時是總參謀部辦公室主任,他頭腦清楚,需要處理的問題都安排得有條不紊。接著,我就召開聯席會議。有關問題該請示的請示,我們能定的就在會上定下來。工作雖然很緊張,但頗有條理。

  還有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同志那裡經常叫我去彙報、談話或開會。這些會議大多是在晚上進行,而總參謀部的工作在白天,這樣我休息的時間就很少了。每週總有幾個夜晚不能睡覺,更沒有什麼星期天和節假日,這也是當時我特別勞累的一個原因。

  毛澤東同志歷來對有關作戰的事情和軍隊方面的重大問題非常重視,都是親自過問,有關文電,親自批閱。他非常忙,常常是徹夜工作,淩晨或天亮以後才睡覺。白天他睡覺的時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戰爭時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處理的作戰方面的緊急電報,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還經常碰到戰爭和軍隊建設方面的財務開支、物資供應和交通運輸等問題。那個時候不象現在,財政部門很不健全,每年也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或預算,究竟這一年要用多少錢,誰也說不準。只能是靠國家財政委員會隨時根據經濟情況和前方的需要來撥款。因為剛剛勝利,國內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國民經濟,但仗還在打,我們是邊打邊建,兩個方面都要照顧好。所以打那麼大的戰爭,財政、物資各方面都要組織好、協調好,這要費很大的精力。

  在這方面大小問題我都是首先去找恩來同志的。恩來同志日理萬機,全國剛解放,政府工作百廢待興,又要忙於應付戰爭的各項工作,他思路敏捷,處理問題細緻周到,確實不愧為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好參謀長。為了支援戰爭和軍隊建設,恩來同志日夜操勞,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當然,實際執行還是要我們下手幹,政府管不了那麼具體。當時政府部門也是很精幹的,不象現在分工這樣細。剛進城時候的政府實際上就是一九四八年在石家莊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進北平以後,他那個機構就代管全國行政事務方面的事情了,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華北人民政府,在它那個基礎上組織了各個部。

  由於我在總參謀部那一段工作過於緊張,後來就病倒了。一九五二年九月,一天我和彭德懷同志到京郊視察國防工程,回到辦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經檢查是腦平衡神經失調、高血壓、心臟病。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實際上停下來以後,經中央和軍委批准,我才辭去了代理總參謀長的職務,休息養病。雖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緊張,但我的心情卻是很愉快的。

  §解放戰爭的後期作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蔣介石的幾百萬大軍已經被我們基本上消滅了,但在大陸各地和沿海島嶼上大約還殘留約有一百五十萬軍隊和一百多萬武裝土匪。很明顯,解放戰爭的後期作戰,任務還相當繁重。

  殲滅這些蔣介石的殘餘武裝力量,是各野戰軍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指揮下,互相配合進行的。作為總參謀部,我們協助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密切注意戰爭的進展情況,審定作戰部署方案,傳達作戰意圖,起著中間環節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大陸國土上的相當一部分還沒有掌握在我們手裡。蔣介石軍隊仍然控制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西康諸省的全部地區或大部地區。在陝西、湖南、湖北三省,它們也控制著相當大的一部分地區。從軍事上來講,他們還保持著白崇禧、胡宗南兩股主力。

  廣州解放前夕,蔣介石「遷都」重慶,妄圖憑藉西南一隅,作最後頑抗。

  為了解放全部國土,朱德總司令在開國大典上宣讀了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要求全軍指戰員迅速肅清蔣介石殘餘武裝。接著,毛澤東同志在軍委會議上進一步肯定了用戰略迂回包圍的措施,來解決西南、華南的敵人。此後解放西南、華南的作戰進程,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傑出的軍事指揮才能,和我軍廣大指戰員的大無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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