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26)

一二六

　　一月十五日，東北野戰軍迅速解放了天津，仗打得乾脆痛快，守敵十三萬多人被全部徹底殲滅。這對尚在猶豫中的傅作義將軍來說，又受到了致命的一擊。突圍南逃的幻想徹底破滅了，他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條件。

　　東北野戰軍解放天津之後，因為要處理一些重要事情，我到天津去了一趟。那時候，黃克誠同志任市委書記，黃敬同志任市長。我在天津停留了兩三天，把一些重要事情處理完，又回到了平津戰役指揮部。

　　一月十六日，我軍向傅作義發出最後通牒，並限期做出答覆。

　　隨後，傅作義將軍的全權代表鄧寶珊先生來了。這時我們平津戰役指揮部，由薊縣移到了通縣。

　　鄧寶珊先生早就同我黨有一些接觸。傅作義將軍知道這層關係，這次就派他來談判了。

　　在第二次談判當中，比上次談得具體一些，對所規定的條件，商定了實施辦法，作為初步協議，雙方都在上面簽了字。

　　鄧寶珊先生臨走的時候，我們交給他一封信，請他交給傅作義將軍。並派東北野戰軍作戰處長蘇靜同志，作為我方具體工作人員同他一起進城。

　　這封信的具體內容，是經過集體討論決定，報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批准的。但是，由於中間人覺得措詞嚴厲，沒有及時交給傅作義將軍。

　　鄧寶珊先生回去以後，很快有了回音。他們同意我方派代表進城談判，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體事宜。於是，我方派了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同志進城談判。

　　一月二十日，傅作義將軍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條件，令其所屬的兩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五個師，共二十多萬人，於一月二十二日起陸續出城，到達指定地點，接受我軍改編。一月三十一日改編工作完成，我軍先頭部隊隨即進入北平，對國民黨軍政機關進行接管和維護社會秩序。

　　二月一日，剛過完舊曆年，我和羅榮桓同志以及林彪乘車進入北平，先到了北京飯店。我國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解放了。選擇這個時間進城，也是有所考慮的。我們幾個領導同志商量過，本來傅作義部隊一出城改編，我軍就可以進入北平，但考慮到當時年關將近，為了讓老百姓過好年，我們寧肯推遲進城時間，作為執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開端。

　　至此，持續六十四天的平津戰役，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直接指揮下，以軍事打擊和政治爭取並舉贏得了最後勝利，殲滅與改編國民黨軍隊共五十二萬餘人。

　　我們和平解放北平的辦法，被稱之為「北平方式」，後來又有了「綏遠方式」，為爭取尚未解放的地區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範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軍舉行了莊嚴雄偉的人城式，我們在前門箭樓上檢閱了入城部隊。我軍進入北平，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此起彼伏的歡呼聲和口號聲，迴響在北平的上空和大街小巷，使這座古城恢復了青春。

　　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葉劍英同志被任命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長，彭真同志被任命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我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區司令員，薄一波同志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區政治委員。我們在人民群眾的大力協助下，順利完成了各項接管任務，迎接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來到北平。

　　鑒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保護好文化故都和接管好北平的高度重視，入城前我們就擬定了入城守則，普遍向部隊進行入城紀律教育，還從華北軍區隨營學校中挑選了一部分學員組成糾察總隊。這些學員忠於職守，很有禮貌，普遍受到好評。他們在進城初期，對維護北平社會秩序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來北平之前，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我動身去西柏坡，出席了三月五日至十三日舉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報告，提出了迅速奪取全國勝利，以及全國勝利後黨的基本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我們立即組織了傳達、學習、貫徹，以加緊工作的實際行動，迎來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一九四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先後由徐向前、彭德懷同志指揮，我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團和第一野戰軍的第七軍，分兩個階段進行了著名的攻堅戰役——太原戰役，全殲守敵十二萬四千多人。一九四九年九月，董其武將軍率部通電起義，綏遠和平解放。至此，華北戰場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

　　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指揮下，在兄弟軍區的配合下，華北我軍共殲滅和改編敵軍一百零一萬多人，取得了光輝的勝利。我們自己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輝煌的勝利是用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這一點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

　　※第二十二章　建國初期在總參謀部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

　　整個解放戰爭的進程，到一九四九年，已經是最後階段。這一年的最初幾個月，我們一直是在繁忙中度過的。同傅作義將軍的談判結束以後，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一日，我隨平津前線司令部進了北平。此後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編和改造起義部隊，整頓平津地區的社會秩序，為中央進駐北平作準備。党的七屆二中全會後不久，三月二十五日黨中央和總部機關由西柏坡遷到了北平。

　　四月一日以後，我以中共代表團成員之一的身分，參加了同南京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先生等的國共和平談判，以及後來同傅作義、鄧寶珊先生等關於和平解放綏遠的談判。

　　剛進城，我的工作是非常緊張的，尤其是代理總參謀長那一段，真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與葉劍英同志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對外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當時軍委總參謀長是由周恩來同志兼任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劍英同志到廣東任職後，軍委又任命我繼任北平市市長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這樣，我就身兼六職了：副總參謀長、華北局第三書記、華北軍區司令員、北平市市長、北平市軍管會主任、平津衛戍區司令員。

　　解放初期，我軍的領導機關，是從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總參謀部實際上還是毛澤東同志由陝北帶來的那個小而精幹的班子，人數很少，總共只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作戰部，由李濤同志負責。總政治部更小一些，由劉少奇同志兼任主任，以後不久，由羅榮桓同志任主任，只有十幾個人，分為兩個研究室，組織工作研究室和宣傳工作研究室。總後勤部的第一任部長是楊立三同志。戰時我軍的後勤供應由各大區自己負責解決，中央既沒有統一的後勤供應系統，也沒有統一的後勤制度和標準，所以剛進城時有一部分工作是由華北軍區後勤部兼做的。

　　後來因為要籌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周恩來同志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軍隊的事情他難以全力顧及，所以有關總參謀部和軍隊的一些工作常常交給我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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