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06)

一〇六

　　我一到張家口，忙得不亦樂乎。工作千頭萬緒，等待著我去處理。當時，中央晉察冀分局已經奉命改為晉察冀中央局，中央任命我擔任書記，並繼續擔任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區其他主要領導同志是：副司令員肖克，副政委劉瀾濤、羅瑞卿，參謀長唐延傑，政治部主任朱良才。

　　為了儘快地熟悉情況，我在很短的時間內，聽取了各方面的彙報，察看了一些地方和部隊，然後，召開了各種會議，研究部署各項工作。

　　雖然，擺在面前的問題很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是在日本投降之前，對形勢發展估計不足產生的。蘇聯對日本一宣戰，日本很快就宣佈投降了，對這種急劇變化的形勢，事先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所以，日本一宣佈投降，無論在思想上、組織上，以及物資準備等方面都感到措手不及，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張家口這座城市，完全是我們自己解放的。也是解放戰爭前夕我們奪取的第一座較大的城市。當時我還在延安，得知蘇蒙聯軍一路，由蒙古直插張北，覺得這是一個互相配合的好機會，於是，我與肖克、劉瀾濤同志立即電告留在晉察冀主持工作的程子華、耿飆同志，要他們抓住有利時機，派部隊向張家口、張北方向進攻。他們接到電報，及時命令平北軍分區司令員詹大南同志、政委段蘇權同志率領平北軍分區部隊，在冀察軍區其他部隊配合下，進攻張家口。經過三四天的戰鬥，我軍即解放了這座城市。當時蘇蒙聯軍只到了張北，沒有越過長城一線。八月二十五日，我在延安聽到張家口電臺廣播，我軍已經解放了張家口，真是高興極了。

　　現在，我的思想和精力已經集中在迎接一場新的鬥爭了。

　　§在歷史的緊要關頭

　　我回到張家口前後的一段時間裡，蔣介石正施展陰謀，以反革命的兩手對付我黨我軍。一方面裝出笑臉，與我們進行和平談判，並簽署了《雙十協定》，以應付國內外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輿論和爭取準備內戰的時間；另一方面，發出「剿共」密令，由美國幫助，急如星火地向東北、華北、華東、中原各地運送軍隊，搶佔主要城市、戰略要點和交通幹線，企圖獨佔勝利果實。內戰的陰雲籠罩著全國。我們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正處在歷史的緊要關頭。

　　在晉察冀地區，從九月到十一月，美國的大批軍艦、飛機，把蔣介石的六個軍，十七個師，共十五萬軍隊運到了華北，在日偽軍配合下，先後搶佔了北平、天津、石家莊、保定、山海關等主要城市，成立了第十一戰區。與此同時，閻錫山第二戰區的軍隊搶佔了大同、太原等地，傅作義第十二戰區的軍隊搶佔了歸綏（今呼和浩特）和綏東、綏南大片地區。蔣、傅、閻的軍隊所到之處，收編了大批偽軍，甚至還有一部分日軍。此外，美軍九月底十月初直接於塘沽、秦皇島登陸，侵佔了這兩個重要港口和天津市，作為蔣軍大規模從海上進入華北的主要門戶。以上國民黨軍隊的三個戰區，在晉察冀及周圍地區，共集中了兵力四十三萬多人。它們以搶佔的大中城市為基地，不斷地向交通沿線和周圍地區進犯。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上述三股力量，在他的北平行轅的統一指揮下，以張家口為主要目標，對我晉察冀解放區從東西兩面進行夾擊，佔領熱河、察哈爾兩省，從而打開由陸路進入東北的通道，並切斷我華北、東北、西北戰略區的聯繫。由此可見，晉察冀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嚴重的。

　　面對這種嚴重的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確定的方針是：我們真誠地爭取在中國出現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挑釁，必須「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們在晉察冀採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首先是統一思想。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晉察冀中央局在張家口召開了幹部會議。當時，多數同志對形勢的認識是正確的，但思想問題也是很多的。有的對蔣介石一手壟斷受降，美軍在塘沽、秦皇島登陸，感到極其氣憤，要求馬上跟蔣介石拚，去奪取大城市，對我們轉向接管中小城市不理解，有急躁情緒。有的又以為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從此天下太平了，有盲目樂觀情緒。有的對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理解，有埋怨情緒。另外，許多同志還對國共和平談判有強烈的反感，不懂得中央以革命的兩手對付蔣介石反革命的兩手，政治上爭取主動的重要性。針對這些思想問題，我曾在這次會上講了話。我指出，美軍登陸，是干涉中國內政，但為了維護和平，我們應暫時避免與美軍正面衝突。「我們的方針是，在政治上批評美國這種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如美軍向我進攻，應迅速將經過情形向全世界宣佈，使它在政治上輸理。我們相信美國人民是要求和平的。」

　　關於奪取大城市問題，我說，日軍剛投降時，朱德總司令曾命令我們，爭取接受日軍投降，奪取大城市。「但由於蔣介石、何應欽壟斷受降……以致日軍不可能也不願意向我投降，使我不能進佔平津等大城市，我們應迅速轉移兵力，奪取中小城市，壯大自己的力量。……我們對美、蔣行為憤恨不平是完全對的，但絕不應因之而急躁，要理解毛主席屢次指出的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曲折性。」

　　針對盲目樂觀情緒，我說：「我們的任務是，為了和平民主團結而鬥爭。反和平反民主的勢力正在積極地向我進攻，我們必須為和平民主而戰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要奪回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既得利益，我們必須為鞏固我們的勝利而戰鬥。因此，一切盲目樂觀心理……天下從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對的。我們目前正處在歷史的最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決的進入鬥爭中去，以不懈怠的繼續鬥爭，來鞏固與擴大我們的勝利。」

　　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我指出：「現在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據有合法地位，因此蘇聯與它訂立友好同盟條約是正確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迅速打敗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民有利。蘇聯根據條約而使他在出兵區域與撤兵時間上受到限制，其目的在於避免遠東重新引起衝突與爭取世界和平，對中國人民也是有利的。但我黨的政策，則決不能為蘇聯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所約束……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爭取勝利，不能依靠別人，只有我們自己有力量，有正確的方針，才能取得國際的支援，才是正確的道路。」

　　對毛澤東同志到重慶談判的問題，我指出：「雖然我在政治上有許多優勢，但如果不去，我們在政治上就要處在被動地位。全國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會脫離群眾。去了，則我為和平民主團結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去，本身就是一種鬥爭形式。……我們一方面不應放棄談判，主張內戰；另一方面，決不能以為毛主席去談判了，便天下太平了。要使談判有結果（實現和平民主團結），必須依靠我們的鬥爭和發展，有力地擊破敵偽頑對我之陰謀。只有我們堅決鬥爭，才能爭取談判的有利條件。」對於國民黨軍隊的挑釁，我說：「我們必須堅決打擊挑起內戰的禍首，因為他們先進攻我們，我們就必須打他們。毛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要號召全邊區的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仍在生產與戰鬥結合下，為和平民主而戰鬥。」別的一些領導同志也做了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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