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05)

一〇五

　　第十、不斷加強党的建設，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使黨組織成為人民抗日鬥爭的堅強領導核心。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晉察冀抗日遊擊戰爭的發展和勝利，歸根結底，是党的領導、党的路線和政策的勝利。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面對複雜的形勢，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這是我們賴以取得勝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和鬥爭的需要，晉察冀根據地堅持和實現了党的一元化領導。在全區和每一地區逐步設立了領導一切的党的委員會，全區是晉察冀分局，各地區是區黨委（個別是特委）、地委，作為該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其成員包括黨政軍方面主要負責的黨員幹部，統一領導該地區黨政軍民的工作。党的一元化領導的實現，有機地把根據地各個戰線的鬥爭統一組織起來，協調起來，結成了一個堅強的整體，使邊區黨組織真正成為邊區人民鬥爭的堅強領導核心。

　　邊區各級黨，一直把鞏固與嚴密黨的組織，作為黨組織工作的中心。在根據地初創時期，邊區黨組織就遵循黨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的正確方針，吸收了大批的優秀分子入黨，恢復與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隨後從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進行了鞏固黨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在全邊區範圍內開展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全黨整風運動，使邊區的廣大黨員和幹部提高了馬列主義水平和政治思想覺悟，加強了組織紀律性，黨的組織進一步純潔了，鞏固了。

　　邊區党的幹部狀況一直是比較好的。高級領導幹部一般都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鍛煉。抗戰後大批培養和提拔起來的幹部，大多在縣以下的基層工作，少數在地委。他們工作積極，進步很快，經受了艱苦鬥爭的考驗。不論老幹部還是新幹部，工農幹部還是知識分子幹部，外來幹部還是本地幹部，軍隊幹部還是地方幹部，相互間都是團結一致，互相支持的。這個團結是執行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的保證，是我們奪取抗戰勝利的保證。這樣一支經過艱苦環境和殘酷鬥爭考驗的党的幹部隊伍，自然受到根據地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擁護。

　　同時，華北敵佔區地下黨的鬥爭與工作，同根據地的鬥爭與工作是密切地相互配合的。党的領導在這兩條戰線上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抗日戰爭的勝利；沒有党的領導，就沒有晉察冀根據地。這就是我們在八年抗戰中，所經歷的事實和所得出的結論。

　　※第十七章　解放戰爭前夕飛回晉察冀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九月上旬末我就回到了晉察冀。

　　起程前，正好有幾架美國飛機來到延安。他們是來接美國飛行員的。因為在抗日戰爭期間，美國空軍在對日作戰中，一些飛機被日軍擊落，倖存的美軍飛行員散落在敵後各個地區。其中有一批飛行員也降落在晉察冀各地，被我們營救了。美國飛機就是接他們來的。接待他們的同志告訴我，有一架飛機要飛往晉察冀，我們就決定搭乘這架飛機。

　　同一天從延安起飛的有兩架美國飛機，一架飛往晉察冀，另一架飛往太行。劉伯承、鄧小平同志搭乘另一架飛機回太行，陳毅同志也取道太行回去，他們同機結伴而行。

　　多少年來，我們這些戰略區的負責人，都過著「行行重行行」的軍旅生活，難得相聚在一起。這次回延安，兩年左右朝夕相處，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是多麼難得的機會，一旦又要分手了，難免有依依惜別之情。但日軍投降，前方有多少緊急的軍情需要去處理，我們又將馳騁疆場，想到這些，大家又豪情滿懷，互致祝願，各奔前程。

　　我們回到晉察冀的人數居多，除了劉瀾濤、肖克、羅瑞卿等同志外，還有日共中央主席野阪參三（當時名岡野進）也和我們一起離開延安，他是取道晉察冀回日本的。

　　在延安，我一直住在楊家嶺一排依山的窯洞裡。臨行那天，我們從楊家嶺出發，經過王家坪，繞過清涼山腳，到了延安城東的飛機場。

　　我們搭乘的是一架美國C－46型飛機。飛機起飛以後，我回首向延安默默告別。漸漸地延河變得模糊不清了，只有巍峨的寶塔山依稀可辨。在飛機上，我俯視著機翼下的大地，沉浸在回到晉察冀後如何工作的萬千思緒之中。

　　「七大」前後，不斷傳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喜訊。面對這種形勢，大家議論得很熱烈，心情非常高興，都想很快回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但在這種歡欣之中，又不免懷著一重憂慮。因為在抗戰八年中，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始終沒有放棄消滅共產黨的狂妄野心，現在抗戰勝利了，又有美國的大量援助，他是決不會善罷甘休的。如果我們不做好準備，怎麼能夠完成黨中央交代的任務呢？嚴峻的鬥爭考驗正在等待著我們。在我離開晉察冀的日子裡，留下的同志打了不少勝仗，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在敵人的殘酷「掃蕩」和堡壘步步進逼的情況下，有些同志感到軍民吃糧困難，就將部隊分散縮小了。對此，我當時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認為，對於黎明前的黑暗，我們完全有能力衝破，不能把部隊分散縮小了。如果說活動困難，冀東、熱河地區更困難，但是都在活動。就是被敵人嚴重摧殘的冀中地區，在敵人「掃蕩」過去之後，地方武裝也並沒有停止活動。在平漢路西側，敵人的堡壘推進，無非是到了陳莊以東、黨城和靈山一帶，那有什麼了不得！如果說部隊吃糧困難，兵力過多，負擔不起，大不過吃些黑豆、樹葉子，難道這就真的不能克服了嗎？在困難面前，如果我們一面堅持地區隊的鬥爭，不讓敵人站住腳，同時「向敵後之敵後」挺進，恢復和開闢一些地區，地區擴大了，人口增多了，糧食困難也就會減少。

　　一九四三年，特別是一九四四年，冀中地區和其它遊擊區，有比較大的恢復，就是很好的證明。我看，某些同志把形勢看得太嚴重了。在延安的時候，我和伯承、小平、陳毅等同志交換過意見。他們在同樣的情況下，已經把部隊主力集結起來了，準備迎接戰局的重大變化，我們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做呢？

　　當我得知晉察冀部隊正在分散縮小的情況時，確實是深感不安的，因為這與形勢的發展大相徑庭。這種作法造成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日本投降後，中央給晉察冀的任務，首先是集中主力部隊，盡力爭取向日偽軍受降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唐山、承德、山海關等地，並盡可能多佔領一些地方。我深知回去後的任務是不輕的。但也有許多有利條件，晉察冀解放區已經發展到八十萬乎方公里，擁有二千五百萬人口，我們有多年積累的很好的群眾基礎，武裝部隊也已經發展到了約一百個團，堅持敵後的同志已經收復了不少地方，對今後的行動方針，中央又有明確指示。因此，我對迎接勝利還是滿懷信心的。

　　九月九日，我們搭乘的飛機在靈丘機場降落了。軍區來接我們的汽車，正在那裡等候我們。一群被我們營救的美軍飛行員，也在靈丘機場等候，我還和他們一起照了相。

　　我們從靈丘換乘汽車到了張家口。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宣化大道附近，有一處院落，原來是日本蒙疆派遣軍根本博的司令部，我們解放張家口以後，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就設在這裡。我和司令部一起辦公，這是多年的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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