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83)

八三

　　抗日統一戰線的堅實基礎，是我們的基本群眾。我們不能只把眼睛盯著上層的幾個開明紳士，要把基礎紮根在下層的廣大群眾之中。有了下層群眾的優勢基礎，上層的統一戰線才有可能鞏固。沒有下層基本群眾，也就不可能有上層統一戰線，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晉察冀三省邊界地區的上層人物不是很多。「七七」事變後，有錢有勢的人物多數跑掉了。五台那裡的上層人物，都是閻錫山方面的，跟著閻錫山跑光了。阜平一帶，幾乎沒有上層人物。我見到的大一點的地主，一個在完縣，是清朝舊官吏的後代；一個在行唐秦家台，是個有點名氣的紳士。完縣的地主房院大得很，但人大部分跑了。

　　晉察冀地區的農民群眾，生活是相當苦的。從冀西山區的情況來看，在八路軍未到之前，連山上各種樹木的樹葉子，貧苦農民都無權采來吃。因為，這些樹木屬地主、富農所有。要調動廣大貧苦農民的抗日積極性，必須迅速改變這種狀態，使他們的吃穿住得到起碼的解決。

　　為了最大限度地團結各階層抗日，同時又使基本群眾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我們採取了逐步限制和削弱封建剝削的政策。是「逐步」、「限制」和「削弱」，不是「一下子」「消滅」或「打倒」，這是兼顧到各階層利益的穩妥措施。為了便於同志們理解，我曾經提出過這樣的比喻：假如我們把封建勢力比作一頭奶牛，我們究竟是經常地「擠牛奶」、「喝牛奶」好呢，還是乾脆「吃牛肉」好？「吃牛肉」，把地主的土地統統分光了，一下子就吃完了，這當然很痛快，但是，以後你還吃什麼呢？不光群眾吃飯困難，我們部隊也會沒飯吃。「擠牛奶」，今天擠一點，明天擠一點，貧苦農民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對封建剝削勢力也沒有根本消滅它，農民高興，地主、富農也可以接受。

　　另外，「吃牛肉」，把土地過早地分給貧苦農民，一切負擔就要全部攤派在農民身上，要收稅，要徵收公糧。農民還沒喘過氣來，猛然增加沉重的負擔，反而對我們不滿了。我們暫時不分土地，一步一步地改善貧苦農民的生活，一方面使農民得到喘息，一方面又使他們對將來寄予希望，清楚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抗日的熱情保持長久不衰。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討論來討論去，大家統一了認識，一致的看法是：不能吃牛肉，還是「擠牛奶」好，這是合乎民族利益和各階層利益的，便於將各階層團結起來，一致抗日。

　　削弱封建勢力，改善農民生活，具體應該怎樣來搞？我們起初的做法，是利用國民黨提出和提過的一些口號，來實現我們黨的主張。例如，「二五減租」，這是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我們黨推動下提出的口號。後來國民黨在內戰時期，為對抗我革命根據地的土改又提出了這個口號。國民黨提「二五減租」純粹是騙人的，它從來沒實行過，也從來不想實行。我們把這個口號接過來，在邊區真正實行起來，國民黨政府也沒什麼話好說。他自己提出來的，沒有理由不讓我們這樣做。為了在邊區實行「減租減息」，邊區政府主任宋劭文做了許多工作。

　　他翻閱了大量的材料，對「二五減租」應該如何計算，搞得很熟。為了動員全國人民一致抗日，我們黨在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中就提出過「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的口號。而閻錫山在抗戰之初，為了保住他在山西的地盤，也提出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的口號。有的同志對我說，應該把這個口號接過來，在邊區貫徹執行。有錢的，無非是地主、富農，由他們出錢籌集抗日經費，無形中就減輕了貧農和中農的負擔。這樣做很好嘛，閻錫山也沒什麼可說的。經過研究我們同意了這個意見，就在晉察冀各地響亮地重申了這個口號，起了很好的作用。

　　統一戰線不只是一個口號，這裡面有許多實際的內容。國民黨政府和閻錫山提出的那些口號，是根本不想兌現的，我們卻認真地把它兌現了，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好處。邊區內的地主、富農對「減租減息」，有些地方有過消極的抵抗，但總的來講，他們還是接受了。我們執行的政策比較穩妥，沒有搞「左」的過火行動，沒有把他們推翻，地主、富農大多數不至於公開地反對我們，他們在抗戰中還多少出了一些力，這也是歷史的事實。

　　到一九三八年，我們的政策就更趨向完善了，普遍地實行了「合理負擔」和「救國公糧」，後來又實行了「統一累進稅」。「合理負擔」和「救國公糧」，是根據每個家庭的土地、財產、收人和消費計算的，消除了過去貧苦農民既出錢又出力的現象，它是合理的，公平的。所以，在抗戰期間，得以長期持久地堅持，成為根據地財政建設上的一項重大措施。

　　在政策問題上，還有一個容易發生偏差的問題——鋤奸問題，我們同樣採取了極為慎重的政策。內戰時期，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沒有一個根據地不在這個問題上出亂子的，隨便倉促地捕人殺人，發生了不少錯案，傷害了一些好同志，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這個教訓，在我腦子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晉察冀以後，我們對這個問題是很慎重的。不能隨便殺人。人在，還好講話，事情終歸會弄清楚的。腦袋掉了，就接不上了。殺一個人，會驚動許多人，殺錯了，非常容易脫離群眾。對於捕殺漢奸的問題，我就再三向部隊強調，部隊不能隨便殺人。漢奸嘛，可以抓，但是，一定要交給邊區政府審判，由邊區政府根據懲辦條例和審判結果去處理。

　　當然，也不是一個不殺。孟閣臣同敵人勾結，又掌握著一支人數不少的部隊，不殺掉就要鬧大亂子。所以，把他槍斃了。另外一些情況就不同了，有一回，軍區保衛部把曲陽一個姓李的幹部抓起來，經過審訊，要判死刑。我翻閱了這個人的全部材料，感到證據不是那麼確鑿，沒有批准這個判決。我向保衛部的同志講，人命關天呀，要慎重再慎重，他有問題，在未確實弄清楚之前，先放在那裡好了，不能倉倉促促地槍斃。後來，證明這個幹部的問題不是很大，解放後，一直在做工作。如果當時批准槍斃，這個錯誤就無法挽回。

　　政策和策略確實是黨的生命。根據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正確地執行和貫徹黨在抗戰期間的政策和策略，是根據地建設最為重要的一環。我們在晉察冀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過程中，接受了內戰時期「左」傾錯誤的教訓。在實踐中，一方面避免了「左」的錯誤，另一方面，也注意避免「右」的錯誤。既廣泛團結了邊區的各個階層，又保證了基本群眾的優勢，這樣，就使黨的政策得到了廣大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贊同和擁護。廣大農民群眾在党的領導下，第一次得到了民主的權利，生活上又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抗戰的積極性大大高漲起來，這就是晉察冀根據地的廣大群眾能夠充分發動起來的根本原因。他們所以能夠在戰爭史上創造出種種奇跡，歷史學家應該從這裡來尋找答案。

　　§《雙十綱領》

　　晉察冀邊區貫徹執行黨在抗戰期間的各項方針政策，經過了一個逐步深入、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一九四〇年八月，我們總結了執行政策的經驗和體會，開始用綱領的形式把各項政策固定下來，產生了一個地方性的具體行動綱領——《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於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人這個施政綱領，恰恰是二十條，所以，又簡稱為《雙十綱領》。

　　《雙十綱領》是經過長期的醞釀形成的。它先由北方分局起草，經過反復地討論和修改，報告中央批准後，於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正式公佈。

　　《雙十綱領》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由北方分局書記彭真同志主持。彭真同志帶領一個精幹的班子，調查研究，醞釀討論，徵求意見，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他還發表了《關於我們的目前施政綱領》的文章，響亮地提出了進一步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新社會雛形的號召。以後，彭真同志根據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執行政策的實踐，曾向黨中央寫了《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的報告》，毛澤東同志批准了這一報告，又一次肯定了邊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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