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47)

四七

　　我雖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對川西北情況幾乎可以說是毫無所知。受領任務以後，先遣隊於五月二十一日佔領了冕寧，這是一座縣城，守敵已經逃跑。監獄裡關了不少彝族首領。原來這是國民黨統治少數民族的一種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聽他們的話，就殺這些頭頭，平時就當作人質。我們放了他們，還請這些頭頭們喝了酒，氣氛就緩和得多了，有的彝族頭頭懂得點漢語，我們問他，也告訴了我們一些情況，有的還表示願意給我們帶路。但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殘酷統治，使他們對漢人充滿了敵對情緒，民族隔閡很深，對紅軍是個什麼樣的隊伍，執行的是什麼政策，全不瞭解，所以並沒有真心對待我們，仍然使先遣隊碰到了許多困難，只是由於我們堅持了黨的民族政策，處理得當，才比較順利地完成了通過彝族區的任務。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隊開始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其邊沿就是冕寧以北五十多裡的袁居海子邊。知道通過彝族區在當時民族隔閡很深的情況下是不容易的，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一樣，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們很慎重，由工作隊派丁伯霖同志專門去打聽了情況，知道這裡彝族有好幾個部落。我們剛進彝族區，就有兩個比較大的部落，一個叫哈基家，一個叫羅洪族。這兩個部落當時正在「打冤家」。我們一到就聽見幾聲土炮響，一打聽，原來就是他們兩家在那裡打。聽說紅軍來了，沽基家想要紅軍幫他「打冤家」，所以對我們表示友好。而羅洪族則跟我們敵對，想襲擊我們，我們打了幾發信號彈，把他們嚇跑了。我們當然無意於去支持這一方打另一方。

　　可是，當時為了通過彝族區，我們決定利用這個矛盾。於是丁伯霖同志便把咕基家的首領小葉丹請了來，由伯承同志出面，與他邊喝酒邊談判，談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辦法，雙方談得很投機。對方提出，要求結拜為金蘭之盟，還拿了一隻公雞來，在湖邊上宰了，伯承就和小葉丹喝了雞血灑，從而打開了一條通過彝族區的道路。當時我也在場，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只知道意思是說，那個不忠實，就和這只公雞一樣，最後達成了協議，沽基家願意護送我們過彝族區。但此時已經中午過後，我聽說彝族區有一百多裡路，得一天時間才能通過。於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雖然與沽基家已達成協議，但還有別的部落，糊裡糊塗地往裡亂闖，太危險。伯承同意我的意見，最後決定不走，不僅不走，走到前面的隊伍還命令他們跟我們一起，象當年司馬懿似的，來一個「倒退三十裡」，又回到了一個叫大橋的地方。這是彝族和漢族交界、兩族雜居的小集鎮，我們就在那裡宿營。

　　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護送我們向彝族區進發，我們進到彝族區，有別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兩邊伸手向我們要錢，都喊，要錢，拿錢來！這些彝民個子高大，樣子挺怕人。我們早有準備，部隊編隊整齊，從容通過，沒有理他們，也就過去了。由於有小葉丹的護送，我們比較順利地通過了彝族區，當天天黑到達擦羅，這裡離安順場就不遠了。我們通過不久，我們帶的那個工兵連還有一些後衛隊人員，因為帶著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軍時掉了隊，在後面一個山凹子裡被千餘彝民截住，彝民將他們所帶的器物全部掠去，連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剝得光光的。幸虧我們規定不准開槍，彝民也只是擄獲衣物，並未加害紅軍。這些戰士氣得直掉眼淚，沒有還手，就光著身子跑來了。

　　於是我們對部隊再次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教育。我們走在半路上，還遇到過國民黨冕甯縣的縣長，帶著他一家人，被剝得光光的。見了我們，跪下來，要我們救救他們，說都是漢人，寧肯死在這裡，也不願受侮辱啊。那時，大家對國民黨都很恨，就沒有管他。以後，把丁伯霖同志留下，與沽基家首領繼續保持聯繫，因此我後續大部隊通過的時候，沽基家仍對我們友好，給予了種種方便，護送我們過了彝族區。這多虧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這種局面我還真是很難對付哩。與我們通過彝族區的同時，恰好左權、劉亞樓同志帶領五團，經過冕山以後，把越西縣城打開了，關在國民黨縣衙門裡的幾百個作為人質的彝民，也被我們釋放了，這也有助於我們順利地通過彝族區。

　　求得順利通過彝族區的目的，在於早日出敵不意地佔領安順場渡口，使紅軍能從安順場渡過河去。五月二十四日我們到達安順場。

　　奪取安順場的任務，當然由我們先遣隊來承擔，具體任務又落在了一團團長楊得志和政委黎林同志的身上。一團指定一營為前衛營，營長為孫繼先。渡河的那天晚上——二十四日晚上，我和伯承同志為了檢查渡河部隊的準備情況，冒雨到了前衛營。天很黑，路不好走，我用一個剛繳獲不久的法國造手電筒給伯承同志照路，因為他眼睛視力當時就已經比較差。那時駐守安順場的兩個連的敵人，根本想不到我們會來得這麼快，以為還有幾天路程呢，很麻痹，我們來個突然襲擊，很快就把它肅清了。河水轟轟隆隆的巨大咆哮聲，掩沒了激戰的槍聲，對岸的敵人並沒有發覺。

　　我和伯承同志進到安順場邊一間老百姓住的棚子裡，把一營營長孫繼先找來，伯承同志仔細地詢問了渡河的準備情況，然後進一步給他明確了任務，指示了注意事項。我對孫繼先同志說：「前幾天看到敵人飛機扔下來的傳單，說我們毛主席要成為石達開了。但是我們不是石達開，也不可能成為石達開。因為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結合在一起，有堅強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尋常的勇敢精神與吃苦精神，這是石達開所沒有的，我們一定要渡過河去，我們也一定能渡過河去；渡過去，我們的行動就自由了。」我要他回去，動員部隊，把渡河的一切準備工作做好。

　　這時，一營已經奪到了敵人的一條小船。這條小船是敵人團長派來搞破壞的。其他的船早被敵人劃到對岸去了。就是這條船還是一條壞船，我們不得不加以修理。

　　大渡河寬約百米，深約三十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很遠就可以聽到激流的咆哮聲，這是長征以來，我們渡過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比烏江、金沙江水還要急，兩個人在河邊講話，如果不用大聲音，對方會聽不到。

　　我和伯承同志繼續前伸到渡口附近，看到一營的同志們為爭當突擊隊爭持不休。有一個十六七歲的通信員，爭得最積極。我和楊得志同志都說：「由你們營長最後下命令定吧，叫誰去就誰去。」這個通信員終於得到了批准，高高興興地參加突擊隊去了。當時決定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拂曉強渡。拂曉時我和伯承同志就站在河岸的一個坡地上，旁邊就是架著重機槍的陣地。我們直接觀察了這個驚心動魄的歷史場面。戰鬥發起後，由有名的迫擊炮手趙章成同志和一團機炮連的三個特等射手等，用兩門迫擊炮和數挺機關槍進行掩護，我們的十七勇士乘著唯一的那條小船，在驚濤駭浪中，沖到了河的對岸，打垮了敵人的防禦，佔領了灘頭陣地。我和伯承同志的心頭都充滿了激動，為我們英勇無畏的紅軍感到驕傲！

　　隨後，他們掩護後續部隊一船一船地渡過河去，船太小，每船隻能渡四十多人，直到二十五日晚上一團還有兩個連沒有渡過去。風急浪高，浮橋又架不成，沒有辦法，只有一船一船地渡。

　　第二天一師的二、三兩團也來到渡口，當天夜間，總算把三個團都渡過了河。在一四渡河還沒有完，二、三團還沒有開始渡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來到了渡口，林彪也來了，毛澤東同志找我們開了個小會。當他得知渡河的困難情況，就立即決定我軍要迅速奪取瀘定橋，否則大部隊一時難以過河，而敵人李韞珩的五十三師已經渡過金沙江，正向我們趕來。紅軍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危險，毛澤東同志當時確定的部署是：一師和陳賡、宋任窮同志領導的幹部團到大渡河對岸，仍由伯承和我率領，從東岸北上趕向瀘定橋；由林彪帶二師、一軍團軍團部和五軍團，在大渡河西岸趕向瀘定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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