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44)

四四

　　中央軍委縱隊九日進入遵義城。由劉伯承同志兼任遵義警備司令。我和林彪奉軍委指示，從十四日開始，將部隊的日常工作，交給參謀長左權和主任朱瑞，專心致志地去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了。由於我軍突然轉向遵義，一下把十幾萬追剿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何鍵雖仍為追剿軍總司令，但他率領二十個團到常德地區與二、六軍團作戰去了。四川劉湘的部隊擺在長江南部一線，搞不清虛實，不敢輕進。蔣介石雖然命令粵桂軍隊趕快北上遵義，但貴州不是他們的地盤，顯然不積極，仍滯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敵不經打，一觸即潰。只有蔣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渾元縱隊比較積極，但被阻隔在烏江以南，也難以很快採取行動。這為我們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可貴的時機。

　　會議召開之前，經過了緊張的醞釀。毛澤東同志親自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前面說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堅決主張請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他說，他參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圍剿」，兩次都取得了那樣大的勝利，完全是毛澤東同志採取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指揮的結果。他贊成毛澤東同志出來統帥部隊。對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滿。用他自己當時的話來說：「到時候要開會，把他們『轟』下來！」周恩來同志是個好參謀長，他那個時候行軍時往往坐在擔架上睡覺，一到宿營地，不管白天晚上趕快處理電報。他從長期的實踐中，已經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見解是正確的，也贊成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個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

　　聽說要開會解決路線問題，教條宗派主義者也想爭取主動，積極向人們做工作。會前和會議中，凱豐——即何克全，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書記——三番兩次找我談話，一談就是半天，要我在會上支持博古，我堅決不同意。我後來聽說，凱豐向博古彙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會議還是開得很緊張的。除了個別同志處理作戰指揮方面的事，臨時告假以外，一律到會。那時，我的腳還沒有好，每天坐擔架去。

　　會議的名稱就叫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共開了三天，出席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劉少奇、陳雲、博古、鄧發、凱豐同志以外，還有劉伯承、李富春、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會議。李德也列席了會議，伍修權同志給他當翻譯。會議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會議的主持人，同時在路線方面，又處於被審查的地位。博古在會上作了主報告——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他一再強調客觀原因，強調不可能粉碎這次「圍剿」。副報告是周恩來同志作的，因為他是軍委主要負責人。

　　在會上，多數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傾冒險主義，以後又發展為右傾保守主義，以及在長征中消極避戰，只顧奪路去湘西的錯誤軍事路線；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線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錯誤。這方面遵義會議的決議已經講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是批判他們的第一個發言人，王稼祥緊接著站起來發言支持毛澤東同志，所以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會上大多數人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只有博古、凱豐出來反對。博古同志後來作了檢討，但沒有徹底地承認錯誤。

　　凱豐甚至很狂妄地對毛澤東同志講：「你懂得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並且對會議表示保留意見。李德是列席的，遵義會議文件中的華夫同志，指的就是他。他沒有正式座位，坐在屋裡靠門口的地方，經常一言不發，只是一個勁地抽煙，情緒十分低落，但對會上大家對他的批評，他在發言中，一概不承認自己有錯誤，態度十分頑固。我在會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揮就十分生氣。他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一類連我們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的事，他都橫加干涉。我記得在會上，林彪沒有發什麼言。

　　對於今後行動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會上建議，我們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因為四川條件比貴州要好得多。從我到貴州看到的情況，這裡人煙稀少，少數民族又多，我們原來在貴州又毫無工作基礎，要想在這裡建立根據地實在是太困難了。而到四川，一來有四方面軍的川陝根據地可以接應我們，二來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煙稠密，只要我們能站穩腳跟，就可以大有作為，三來四川對外交通不便，當地軍閥又長期有排外思想，蔣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調兵不容易。會議接受了我們的建議。只是後來由於川軍的頑強堵擊，張國燾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棄了川陝根據地，使敵人可以集中全力來對付我軍渡江，這個設想才未能成為現實。會議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在常委分工上，由洛南同志代替博古負總責，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行軍途中，又組織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同志組成的軍事領導小組，負責指揮軍隊。關於遵義會議的傳達，由於經常處在軍情緊急狀態，我們只能先用電報或個別告訴等形式向團以上幹部打招呼，正式傳達是在二渡赤水回來，第二次攻克遵義後，在遵義由中央召集團以上幹部開會傳達的。會上，張聞天、周恩來同志都講了話。一些過去受過王明路線打擊的幹部，一提起過去的錯誤領導和它給革命帶來的損失時，就氣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給連以上幹部傳達，是在仁懷縣一個叫什麼場的鎮子裡，在一家地主的場院裡傳達的。傳達的那天正下著小雨，譚政同志還幫我撐著傘。幹部都很集中精力聽，傳達幾小時無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

　　遵義會議是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最偉大意義的一次會議，它不僅糾正了黨的錯誤的軍事路線，為日後從政治上徹底清算王明路線打下了基礎，而且從組織上改變了党的錯誤領導，從此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使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發展的道路。自然，由於軍情緊迫，時間短促，以及條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義會議上還只能首先解決軍事路線問題。但這卻是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萬分危急的中國革命已經從此得救了。

　　§四渡赤水和遵義會議後的餘波

　　遵義會議過程中，一軍團按軍委的指示，派我軍前鋒二師四團佔領桐梓、松坎，以後全軍團就集結在這一地區。

　　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確定向四川進軍。當時選定的渡江地點是在重慶上游宜賓到瀘州一線。一月十八日會議剛開完，我們就離開遵義，一軍團由集結地向西，三軍團經仁懷向北，五、九軍團和中央縱隊隨後跟進，共同向赤水城進發。因為我的腳傷沒有好，軍委要林彪先回部隊。李德表示，要到部隊去體驗實際生活。林彪與李德先後去了一軍團。我坐擔架，仍隨中央縱隊行軍。開始一路上比較順利。一軍團首先攻佔習水、土城等地，於一月二十五日到達赤水城郊，準備攻城。但那時敵人聞訊我軍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邊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邊境佈防，封鎖長江。

　　赤水城本來就比較堅固，這時川敵又派大量部隊增援，一軍團到了赤水城外復興場、旺隆場等地與敵人一個師又兩個旅對峙，相持不下。中央縱隊與三、五軍團於一月二十六日到達土城，第二天四川軍閥的先頭部隊，裝備精良的「模範師」郭勳祺部和潘佐的三個團，共六個團趕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軍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軍團、五軍團及幹部團全部，「於明日拂曉包圍迂回該敵而殲滅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敵人在土城東北的豐村壩、青崗坡一帶打了一場惡仗。由於我們指揮存在缺點等等原因，這一仗沒有打好，部隊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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