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1)

一一

　　在武漢時期的軍委工作是相當緊張的，人手少，事情多。剛到武漢的時候，抓住張發奎的第四軍因北伐傷亡急需補充人的機會，軍委重點向四軍派去了不少黨員。正好這時黃埔第四期學生畢業，林彪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們來到武漢，就由軍委分配。林彪被分到了二十五師七十三團當見習排長。這是黃埔的規矩，畢業學員要在部隊先見習三個月，爾後才分配正式職務。我們還把派遣工作的範圍，從幹部擴大到了戰士，有些工人、農民中的黨員，就派到四軍各部當戰士。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就在武昌，他們的許多事情也經常來找我們。我們還常到各部隊進行聯絡工作，瞭解情況，傳達黨的方針、政策。在機關，來找我們的人也是成天絡繹不絕。每天都要工作到夜裡兩三點鐘，好在我們當時都很年輕，不到三十歲，能頂得住。湖北省軍委，開始只有我和歐陽欽等五六個人。恩來同志來到武漢後，我們就改稱為中央軍委，人手也略有增加，來了幾個黃埔四期的學生，但機關仍然是很精幹的，總共不到十個人。

　　早期的軍委不指揮軍隊，只進行組織和聯絡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的中央軍委，全國的紅軍都歸它指揮，這就與早期的軍委不一樣了。

　　在武漢的時候，我們還經手分配了朱德、陳毅、劉伯承、鄧小平等同志的工作。

　　朱德同志從莫斯科回來，黨就派他到四川楊森那裡開展工作。他們原來就認識，在舊軍隊裡互相打過仗。那時候，楊森正腳踏兩隻船，與我們共產黨也在拉關係，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蔣介石一反共，楊森也跟著反共。於是，朱德同志來到了武漢。朱德同志說，他與朱培德是雲南講武堂的同班同學，開展工作有有利條件，軍委就決定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軍。朱培德開始委任他為公安局長，以後改任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朱德同志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後來在南昌起義中作出了傑出貢獻。

　　陳毅同志也是那個時候從四川來到武漢的。他不知道軍委機關在那裡，找到了省委組織部。組織部的同志不認識他，就說，那好吧，你到葉挺部隊去當兵。後來，陳毅同志在街上碰到了顏昌頤同志（這時頗昌頤同志已由上海調中央軍委工作），顏昌頤回來給我說了這個情況。我們把陳毅同志請到軍委，正好武漢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黨的工作。

　　小平同志是蔣介石發動政變後被馮玉祥「禮送」出境的。他來到武漢後，經軍委介紹，到了黨中央工作。

　　伯承同志在瀘州起義失敗後，轉道陝南來到武漢，找到軍委。他到得最晚，我與他見面後不多天，就出發去準備南昌起義了。南昌起義中，伯承同志任起義軍參謀團的參謀長。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由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領導而失敗了。從我對陳獨秀的接觸，他確實沒有掌握軍隊的思想，更沒有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因此，當我們黨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襲擊，就使革命歸於失敗。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如果我們黨重視這條真理，牢牢地掌握了軍隊，必要時可以把領導權奪過來，被迫分裂時也有力量，那就不是這個局面了。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訓。從此以後，中國革命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時期。

　　※第四章　南昌起義

　　§從武漢到九江

　　我黨「五大」以後，國內政治形勢更加緊張。先是馮玉祥倒了過去，他把政工人員都「禮送」出來了。劉伯堅等許多同志，就是這個時候從馮玉祥部隊出來的。

　　六月上旬，汪精衛、唐生智、馮玉祥等所謂「左派」在鄭州開會，進行分贓，搞了鄭州協議，馮玉祥佔據河南，唐生智回師武漢。這樣，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將矛頭一致對著共產黨。我們原計劃依靠汪精衛反擊蔣介石反共政變的想法破滅了。

　　形勢對我們很不利，國共分裂已成定局。怎麼辦？只有舉行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裝反抗還是妥協退讓，黨內爭論得很激烈，陳獨秀就是堅決反對進行武裝鬥爭的。正在這時，中央向我們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提出了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並要我們抓武裝，組織一支五萬人的隊伍。這對我們決心發動南昌起義，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不料國際的這個指示，卻被國際代表羅易拿去給汪精衛看了，使汪精衛加速了鎮壓共產黨的陰謀步驟。這也促使我們儘快發動南昌起義。

　　七月中旬，中央組成了五人臨時政治局，排除了陳獨秀的錯誤領導，發佈了七月十三日宣言，並確定了武裝鬥爭的總方針。

　　舉行南昌起義，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漢開會決定的。我沒有參加那次會議。那天晚上，恩來同志在會後到了軍委，向在軍委工作的幾個同志進行了傳達，他傳達的大意是，國共分裂了，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起義。今天，中央會議上做了決定，要在南昌舉行起義。恩來同志還說，會議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指定他為書記。他傳達完後，就指定賀昌、顏昌頤和我，組成前敵軍委，我為書記。任務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們的同志，叫他們瞭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但什麼時候發難，要聽中央的命令。

　　當時我們在九江的部隊，有葉挺的二十四師，賀龍的二十軍。張發奎二方面軍的其他部隊，也都在九江一帶。這些部隊中，有不少共產黨員。

　　我們比恩來同志早走了個把星期。葉挺在南昌起義後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的七月二十日的九江談話會，我參加了。

　　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前後，由於武漢形勢緊張，我們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先後到達九江。葉挺說的二十日的談話會，實際上是一些中央負責人的碰頭會。當時我和葉挺在一起，因為在武漢就決定，到九江時第一個通知葉挺。我們到九江後，就住在葉挺的司令部。

　　參加二十日談話會的有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鄧中夏等同志，還有一些中央委員和葉挺同志。會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張立即動手。我說不行，必須等中央命令。他說，既然已經向部隊傳達了，起義工作已經組織了，下個命令就行了嘛！我說，不這麼簡單，我們來的任務是做好組織部隊起義的準備，準備工作也很重要。

　　但是，有幾個中央委員主張馬上幹，不等中央命令，特別是李立三，說我是奴隸主義，膽子小，等等。我說，臨來的時候，恩來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須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李立三還說，你要聽中央委員的。我說，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位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也得聽中央的。經過一番爭論，會議最後決定，還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們到九江以後，就一個部隊一個部隊去傳達，因為起義計劃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傳達給各部隊負責同志，有些部隊傳達得寬些。我們向這些幹部介紹了整個形勢，說明了任務，指出國共分裂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起義。然後，告訴他們做好一切準備，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動。

　　這期間，我還上了一趟廬山。當時，鮑羅庭在廬山，叫我去向他介紹南昌起義的計劃和準備工作進行的情況。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紹了中央的決定和部隊的準備情況。當時，擔任翻譯的是張太雷同志。鮑羅庭所以找我瞭解情況，是因為他就要回國了，瞭解我們黨下一步究竟怎麼辦，回去之後好有所交代。因此，他聽過我的介紹後，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不久，他就奉調回國了。多年後，恩來同志還問過我，在廬山見到的是鮑羅庭，還是羅明那茲？我說是鮑羅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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