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回憶錄(10)

一〇

　　攻佔賀勝橋之後，我就從長沙經汀泗橋趕到賀勝橋。戰場還沒有清掃，我就到了。汀泗橋、賀勝橋之戰是很激烈的。我軍打得很英勇。吳佩孚則派了大刀隊督戰，誰退下去要殺頭。我到汀泗橋、賀勝橋時，就看到吳佩孚的有些士兵不敢撤退，吊死在樹上。當時正是九月初，天氣很熱，死屍都爛了，臭味令人窒息。我在火車上都感到喘不過氣來，沒有辦法，把馬燈裡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實在太多了。

　　葉挺獨立團的傷亡也很大，尤其是連排幹部。他們大部分是黃埔畢業的學生，優秀的共產黨員。弄得我們補充都來不及。要兵、要幹部，當時我們都很難解決。

　　革命軍佔領漢口、漢陽之後，大軍包圍了武昌。葉挺獨立團又是攻武昌的主力。我到了武昌城下，就住在葉挺的團部。我那時經常來往於武漢三鎮之間，保持和各部隊的密切聯繫。

　　有一次，在武昌南湖，我遇到了蔣介石。那天，我是去找加侖彙報的。加侖他們不少人在一輛火車上，王一飛當翻譯，陪著加侖。此外，在這個車廂裡，還有白崇禧、張治中等。我見到加侖，向他彙報了前方的情況，談得很晚，才告別出來。沒想到在返回部隊的路上，碰到了蔣介石。他坐在轎子上，前面有兩個燈籠引路，後面有兩個燈籠跟著，四個人抬著轎，和我碰了個對面。我是一個人，他從轎子裡伸出頭來，看了我一眼。我沒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沒管我。

　　十月十日攻克武昌。起初，我們剛到武昌城下，以為可以很容易打下來，因為敵人只是劉玉春的一個師。但是，一方面是武昌城牆很高而且堅固，我們沒有炮；另一方面，武昌又有英國人的支持，英國軍艦在漢口、武昌間經常開來開去，接濟劉玉春；加上我們又有些輕敵情緒，只是一味強攻，沒有啃下來。以後改成挖洞爆破，也沒有成功。葉挺獨立團傷亡很大。後來，唐生智的第八軍到了，又發動攻城，同樣傷亡很大，還是沒有成功。最後只好改用圍困的辦法。這個辦法，敵人受不了，沒有飯吃，軍隊支持不住，軍心大亂。當我們打開武昌時，城裡的人，拚命往城外逃，擠得不得了，確實餓急了。就這樣，圍困了一個多月，才攻佔了武昌。

　　武昌城裡，有我們黨湖北省的一個小軍委。武昌被圍時，他們也被圍在裡頭。我軍攻下武昌，我就隨先頭部隊進城。城門口堆積著大量的沙包，由於數量過多，一時搬不完，大門還沒有完全打開，我就扒著堆積的沙包鑽了進去，目的是趕快找到湖北省軍委並建立軍委的辦公處所。那時年輕，什麼也不怕。

　　我剛進城時，城裡的秩序很亂。特別是唐生智的部隊，他們到處搶掠，搶來的綢緞，還互相爭奪，你扯住一頭，他扯住一頭，相持不下，把大街都擋住了，過都過不去。

　　我進城以後，很快就找到了省軍委。通過他們，瞭解了情況。找到了一個弄堂，叫中和裡，是一條死巷子，全是過產，沒有老百姓。我把整條巷子全部號下了，就把軍委設在這裡，和湖北省軍委一起辦公。接著，省委、省團委隨之擠了進來，葉挺連家眷也帶到這裡來了。一時間，這裡的人相當多，成了一個不小的機關。

　　這時，恩來同志還沒有來，湖北省軍委的工作，就由我主持，任湖北省委委員、省軍委書記。不久，張國燾來任湖北省委書記。

　　後來，陳獨秀到了武漢，我去見了他，把軍委的工作和軍隊的情況向他作了彙報。陳獨秀聽彙報很不耐心，講到軍事，他一言不發。這使我想到初回國時，我們在上海相見時的情景，那一次我們彙報在莫斯科學習軍事的情況，他也是一言不發，很不耐心。這一點，我的印象很深。這一次，談了半天，他只說了個「那好」，就扯其他的問題，分析國民黨內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談軍事問題，東拉西扯了一會，我只好告辭出來。

　　中央機關到了武漢之後，為了工作上的方便，分成了兩個攤攤。一個仍在武昌中和裡，另一個設在漢口友益街。友益街的這個機關多是高級的領導同志，他們經常在這裡活動，由張國燾主持。一般的對外接頭，還是在中和裡。我則經常來往于武昌、漢口之間。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份，武漢形勢已經顯得緊張。蔣介石佔據著長江下游，他利用南京、上海經濟上的優越條件，對武漢實行經濟封鎖。武漢方面，集結了這樣多的軍隊，又要繼續北伐，得不到經濟支持，可是個大問題。因此，想要制伏蔣介石，但又難於決斷。寧漢之間的矛盾尖銳起來。正是這個緣故，許多人都在盼望汪精衛（汪精衛是中山艦事件後出國的），希望他能回來收拾這個局面。四月初，汪精衛回國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發表了《汪陳（獨秀）聯合聲明》，同一天，又發表了與蔣介石、吳稚暉等人的聲明。汪陳聲明是假的，汪蔣合作才是真的。

　　接著，就發生了「四一二」政變。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佔領杭州，三月二十日進抵龍華。上海守敵十分緊張。為了配合北伐軍奪取上海，給上海守敵以致命打擊，我們党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不同於前兩次。前兩次都因為準備不周而失敗。這次，總結了前兩次的經驗，又加強了領導，周恩來等同志直接領導了這次起義。起義是三月二十一日發動的，到二十二日晚，就佔領了整個上海。三月底，蔣介石進入上海，和帝國主義、青洪幫勾結起來，於四月十二日發動了政變。他下令強佔工會，解除工人武裝，大量地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許多優秀的同志犧牲了，我們的組織遭到破壞。上海和漢口之間黨的聯繫也告中斷。

　　黨中央對上海的情況完全不明。決定要我和李立三同志到上海去，瞭解情況，處理善後。中央交代我們的任務是：李立三同志負責解決黨組織方面的問題；我去解決工人糾察隊方面的問題。受領任務後，我和李立三緊急趕往上海。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通過關係，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到南京後，又和一批顧問同車去上海。蔣介石那時仍有許多蘇聯顧問，這些顧問要到上海去，他們也弄不清我們是什麼人。就這樣，順利地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們找到了趙世炎同志家裡，以後找到了周恩來、趙世炎、陳延年等同志，就在趙世炎家裡開了會。我們瞭解了受損失的情況，又研究了下一步分頭整理組織的計劃。大家對蔣介石無不切齒痛恨，想不到他竟陰險毒辣到這種程度。會後，我住在顏昌頤同志家裡，顏昌頤那時在上海軍委工作，我和他一起，協助恩來同志對工人糾察隊處理了善後，整頓了組織，把大批同志轉入地下。不久，中央要開「五大」。恩來同志是「五大」代表，我也是代表。我們原定是要趕到武漢參加會議的，可是趕到武漢時，「五大」已經閉幕。

　　我們回到武漢，雖然由葉挺指揮武漢衛戍部隊、工人糾察隊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學生剛鎮壓了夏鬥寅的叛變，但形勢仍然顯得十分緊張。汪精衛回到武漢，表面上裝作要反對蔣介石，實際上，他們正在加緊勾結，一致把矛頭對準共產黨和工農群眾。到了六月份，汪精衛和我們分裂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了。到七月中旬，他終於公開叛變革命，我們被迫進行南昌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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