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5)

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5)

　　對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毛澤東在認識上經歷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變化過程。他曾說過：「同劉少奇同志的這個鬥爭是從一九六四年夏天開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條就是這場鬥爭的結果。」①（①毛澤東同一個外國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那時，他認為劉少奇已不適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繼續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階段，他們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又發生尖銳衝突。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兩人的分歧公開化。劉少奇實際上被剝奪了在中央的領導工作地位。但這時毛澤東仍將劉少奇的問題作為黨內的「路線錯誤」看待：基本肯定劉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不贊成把關於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公共場所去，不贊成在報刊上公開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搞秘密的。」「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②（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10月24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剛開始不久，十三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單獨會見劉少奇。劉少奇表示：「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党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臨別時，毛澤東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回到家，劉少奇對家人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③（③《劉少奇的最後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6頁。）四天后，毛澤東在一次同外國朋友談話中講到王明時說：「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④（④毛澤東同一個外國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67年1月17日。）

　　毛澤東態度發生明顯變化，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這個月初，毛澤東的老朋友、黨外人士章士釗寫信給他說：自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若劉少奇同志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能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作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十日，毛澤東覆信章士釗說：「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複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①（①毛澤東給章士釗的信，1967年3月10日。）十分清楚，這裡說的「個別人」是指劉少奇，所謂「情況複雜」是指歷史情況「複雜」。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涉及劉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控制下，這個專案組實際上成了「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二十三日，毛澤東對戚本禹所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作些修改後批示：「看過，寫得很好。」②（②毛澤東對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稿的批語，手稿，1967年3月23日。）這篇文章中不點名地所說「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誰都看得明白是指劉少奇。文章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後，對劉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級。

　　從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集中力量「狠抓劉少奇自首變節問題」。這項專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進行。擔任專案組組長的謝富治曾明確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③（③謝富治對「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報告的批語，1968年2月26日。）專案組採用刑訊逼供、斷章取義、弄虛作假等極端卑劣的手法，製造出大批偽證材料；而對否認劉少奇有「變節」行為的材料，或當事人推翻過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偽證的聲明(如與劉少奇同時被捕的人在殘酷逼供下被迫寫過劉少奇自首變節的偽證，以後多次書面聲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實的)，全部扣下不報。這些偽證材料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澤東對外國朋友說：「劉少奇的問題不簡單，不單是思想右傾的問題，他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至少四次被捕。現在有人證明，他是向敵人自首過。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獄，不是偶然的。」①（①毛澤東同萬捷爾•莫依修、繆非特•穆希談話記錄，1967年8月16日。）他對有些材料也存在懷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時曾說：「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並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黨員、醫務工作者。——引者注)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遜。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是耍我們的。」周恩來接著對抗戰前夕一件材料說：「說劉少奇當時去南京，見過孫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總的說來，毛澤東相信了這些偽證材料。他在這次講話中又說：「還是一個不殺好，留下來的人總有用處嘛，一可以勞動，二可以當證人。例如劉少奇在東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當時審訊他的人。如果都殺了，這些證人也就沒有了。」②（②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5月8日。）五月二十日，他說：「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③（③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記錄，1968年5月20日。）七月下旬左右，劉少奇這些被嚴重誣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領導層認可。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最後一天通過決議，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對《審查報告》的內容以及審案情況一無所知，被剝奪了申辯的權利。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囚禁處含冤而死，終年七十一歲。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全會上，有一些人提出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在閉幕會上特地談了這個問題。他說：「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68年10月31日。）這樣，把要開除鄧小平的主張平息了下去。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為召開黨的九大作準備的。會議公報宣佈：「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②（②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見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報》。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是為召開黨的九大作準備的。會議公報宣佈：「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②（②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見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報》。）

　　全會結束後，毛澤東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是整黨建黨工作；二是落實政策，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三是九大的各項具體準備工作。

　　整黨和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是毛澤東心目中「鬥、批、改」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認真考慮的問題。「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特別是各地相繼「全面奪權」後，黨組織普遍陷於癱瘓狀態，廣大黨員(除人民解放軍外)也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隨著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的相繼建立，這個問題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請示：「為了加強党的領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毛澤東審閱時，在「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下面畫了橫線，批示：「應當這樣做。」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複電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並告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各省軍區，答覆在已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題。毛澤東對複電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寫了一段話：「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①（①毛澤東對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複電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這段話顯然是把「以階級鬥爭為綱」作為指導思想的。十一月五日，他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又提出黨要「吐故納新」的問題。

　　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期間，《紅旗》雜誌發表題為《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的社論，公佈了毛澤東關於黨要「吐故納新」那段話：「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②（②見《紅旗》雜誌1968年第4期。）毛澤東在審閱《紅旗》目錄時，把這篇社論從第四篇調到第一篇的位置上來，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但這時還只在個別單位進行整黨試點，到九大召開後，整黨工作才逐步普遍開展起來。

　　在當時嚴重混亂的局勢下，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毛澤東那樣強調「吐故納新」，表明他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設想的模式來改造和重新組織黨的隊伍，這不僅無法做到，而且產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幹分子就在這時被拉進到黨內來，甚至擔任了領導職務。

　　落實政策，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是這段時間內毛澤東談得更多的問題，被他看作是召開九大的一項重要準備。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到處出現「打倒一切」的浪潮，打擊面之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不曾有過的。毛澤東力圖對這種現象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十一月十日，他對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說：「過去我們打了二十二年仗，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為敵人不很清楚。」「現在是共產黨內部自己分裂，都說是共產黨，人們就不易搞清楚。不過時間也不需要很長，比如過去要花二十二年奪取政權的話，這次大約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①（①毛澤東同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談話記錄，1968年11月10日。）

　　「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兩年多。毛澤東覺得現在應當著重提出縮小打擊面的問題了。十二月一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對報告中講到要解放一位廠黨委副書記的地方，毛澤東批註：「像這樣的同志，所在多有，都應解放，給予工作。」②（②毛澤東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的批語和批註，手稿，1968年12月1日。）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擬了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澤東又加寫了兩段話：「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實踐結果，會有少數人堅持頑固態度，但多數是肯定可以爭取的。」①（①毛澤東對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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