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發動「文化大革命」(6)

發動「文化大革命」(6)

　　五月七日，毛澤東在林彪寄來的軍委總後勤部的一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後稱《「五七」指示》)，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批語認為，工、農、學、商以及黨政機關等，也都需要進行「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關於教育問題，批語特別強調：「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①（①毛澤東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佈了這個批語的主要內容，提出：「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國人民的無產階級意識，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促進人們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決裂。從而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剷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

　　五月十日，經毛澤東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的「三家村劄記」專欄所寫的雜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會公開點明，批判對象不只是鄧拓、廖沫沙、吳晗，他們背後還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仍在繼續進行。十八日，林彪在會上講話，駭人聽聞地講了一篇「政變經」。他說：「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他還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這篇講話，使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使本已存在的個人崇拜狂熱更加氾濫起來。二十三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二十六日，會議結束。

　　「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它經過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作出決定並下發，意味著前一階段文化領域內的政治批判已擴展到黨、政府和軍隊的各個方面，批判對象的性質已確定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標誌著這種「左」的錯誤開始在黨內全面推行。

　　但是，黨內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很難接受這種極端的、完全不符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省長方志純回憶道：

　　「我從南昌坐火車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華東局會

　　議。出席這次會議的都是華東局委員、華東地區各省市

　　的負責同志。會議的內容是傳達貫徹五月中央政治局擴

　　大會議的精神。憑著多年的政治經驗，大家事先已感覺

　　到政治氣候的嚴峻。在討論會上，發言的同志不像以前

　　開會那樣踴躍，而且話語顯得有些謹小慎微。許多同志

　　雖然根據自己的認識水平，發表了一通講話，但是對於

　　文件中這樣一些文字——『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

　　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義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

　　是一個，也不是幾個，而是『一批』。大家琢磨來琢磨

　　去，越琢磨越覺得不可理解，越覺得不對勁兒。結果，

　　華東局會議開了幾天，氣氛總是不那麼活躍、熱烈、和

　　諧。」①（①《我與毛澤東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38、39頁。）

　　但在不少年輕幼稚的青年學生中卻引起另一種極端的反應。有一個幹部子弟寫信說：萬萬想不到彭真、羅瑞卿這些老黨員原來是這樣一批危險人物。「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黨中央(我指黨內)，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麼人都要攻。如果我們的心軟(我現在還有這樣的心理)，要會亡黨亡國亡頭。」他和另外幾個學生的信，後來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文件之三印發。

　　六月一日，在陳伯達率領的工作組主持下，《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火藥味十分濃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經十分緊張的政治空氣變得更加緊張了。

　　這時，毛澤東正在考慮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他覺得，單霏發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寫得怎樣尖銳)，單靠採取一些組織措施(不管它牽動到多麼高的層面)，都還遠遠不夠，許多人對這些仍不那麼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巨大衝擊力量，不足以解決他所深深憂慮的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關鍵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眾放手地、充分地發動起來，揭露舊體制中存在的一切「陰暗面」，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熱氣騰騰的大風大浪的局面來。而這依靠原有的機構、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它的突破口又在哪裡？

　　就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了《紅旗》雜誌社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刊載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所寫的《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他們寫道：「反擊向党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鬼(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覺得，如果公開發表這張大字報，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亂原有的秩序，使群眾的手腳放開。他當即寫了批示：

　　「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廠播，

　　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

　　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六月一日」①

　　（①毛澤東在光明日報總編室《文化革命簡報》第13期

　　上的批語，手稿，196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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